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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节

      上海闸北地区有一座一百多亩的安静的陵园,叫做宋公园,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正是葬身于此。墓园的正中立着宋教仁的全身坐像。墓道入口处有两根饰有白色蘑菇云状的天蓝色灯柱,分列左右。墓前石碑上镌刻着“宋教仁先生之墓”字样,墓顶安放着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。墓园四周龙柏、玉兰环立,庄严肃穆。
    宋教仁只活了32岁,但他的名字无疑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无论是支持民主,还是反对民主的人,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。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,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。
    1931年3月初,宋教仁抵达上海,接到袁世凯发出的“即日赴京,商决要政”的急电。3月20日晚上10时,宋教仁乘火车去北京。当时宋教仁与送行的黄兴、于右任、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,正要上火车时,突然被冷枪击中,连中三枪,经抢救无效,于22日凌晨与世长辞,年仅32岁。此案一时震惊中外,史称“民国第一案”。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:“作公民保障,谁非后死者;为宪法流血,公真第一人”。
    那么,到底是谁杀害了宋教仁,凶手又是怎样的结局呢?
    1882年,天资聪颖的宋教仁在桃源县上坊村出生了。他6岁时就入了私塾,17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,受到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的影响,打那时起就淡薄科举功名,关心天下大事,并萌生了反清思想。1902年,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昌普通中学堂,并于第二年入学。“九省通衢”的武汉向他展现了一片宽阔精彩的新天地,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深深吸引了他,在这里,他常与同学田桐、吴昆等人议论时政,畅谈革命。就是在这时,他下定了决心要走反清的革命道路。
    宋教仁在武昌结识了一位著名革命者——黄兴,两人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。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,回到长沙。不久,宋教仁也回到湖南,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、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。
    11月4日,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,与黄兴、刘揆一、陈天华、章土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。1904年,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,黄兴为会长,宋被选为副会长。该会的宗旨是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。
    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,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,代黄兴任过庶务长,主持本部工作。他到过东北,播撒革命火种。在孙中山领导的边省武装起义屡遭失败,同盟会东京本部因内部分歧几乎无人领导之际,宋教仁提出在“长江流域同时大举,隔断南北,使两方交通断绝,制政府命脉”的战略思想。
    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,宋教仁任文事干事。中部总会在长江两岸各处设立机关,培元气,养实力,以图举事反清。宋教仁以上海《民立报》为喉舌鼓动革命。两个月后,武昌起义,全国响应,清政府土崩瓦解。宋教仁的战略设计完全实现,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。
    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,就是以宪法规定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,并且作为制订其它法律的依据。他主张设立民选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,与政府行政机关、法院司法机关三权分立,互相制衡,防止权力过度集中;国家主要领导人实行选任制、限任制和限权制,不搞指定制、终身制、世袭制和个人集权制;实行政党政治,由政党执掌国家政权,政党的上台与下台取决于公民的选票。
    宋教仁认为,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,中国必须实行中央集权。为了防止中央集权可能导致的独裁,只适合实行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,而不应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。他说:“内阁不善,则可更迭之。总统不善,则无术更迭之。如欲更之,必动摇国本。”
    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,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,不设总理。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,应设总理。一些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干部认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,是因为他有当总理的野心。宋教仁并不在意,继续为民国官制建设殚思竭虑。原来的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规定了只设大总统,不设副总统,中央政府只设五部。宋教仁提议增设副总统,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。在宋教仁的倡导下,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,决议政府设9部。孙中山提议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,因国多数代表反对,他只能屈就法制局局长。
    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使宋教仁气馁。在很短的时间内,他就拟订出《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、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》、《各部官制通则》等法规,使政府部门设官分职有章可循。蔡元培说:“民国官制,先生所创定也。”也有人说:“在民国法制建设方面,宋教仁建树多,堪称中国的杰弗逊。”
    防止专制制度复辟,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铸入国家根本大法,是宋教仁最为关注的问题。他主持拟订的《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》赋予民选的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,以体现“主权在民”的原则。草案坚持内阁制,规定“内阁执行法律,处理政务,发布命令”,“内阁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教令时,须亲自署名。”组织法草案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。
    1912年2月初,临时参议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宋教仁的组织法草案。但是,当南北议和告成,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时,临时参议院又匆匆忙忙起草并公布了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,以限制袁氏专权。其实就是抛弃总统制,采取责任内阁制。这虽然是对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的肯定,但最高立法机关因人更法,轻率改变国家行政体制,并将其写进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,毕竟是民国立法史上的败笔。
    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,孙中山去职下野,热衷于铁路建设。黄兴等革命元老消极彷徨。只有宋教仁还以饱满的热情站在政治斗争的第一线,希望通过建立责任内阁维护共和制度。宋教仁于4月27日就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,立即开始实施他的政党政治理想。他让仇鳌等人创办《亚东新报》,以利用宣传来监督政府,指导国民,并以“桃源渔父”的笔名,在报纸上发表长篇论文。
    可一心想要复辟的袁世凯一上台,就不断破坏责任内阁制。他不经国务总理的部署便自行发布政令,不断破坏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的准则。唐绍仪愤而辞职以示抗议。7月上旬宋教仁也因为不满袁世凯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务。内阁总理一职落入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赵秉钧手中,责任内阁名存实亡。
    7月21日,同盟会本部召开夏季大会,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,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主持人。他加快了组织大党的步伐。8月25日,以同盟会为核心、联合国民公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共和实进派等党派,组成中国国民党,召开成立大会。孙中山选为理事长,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票数当选为理事,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。此时,孙、黄的兴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实务建设上,主持北京国民党本部的就是宋教仁。
    年底,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序幕。1913年3月,国民党获压倒多数席位。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,自然成了责任内阁的组阁人。
    宋教仁是资产阶级政治家,他憎恶封建君主专制,在中国长期不懈地推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。为尽快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,宋教仁亲临长江各省演讲,尖锐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,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。他向大家描绘未来宪政共和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,听者人人振奋,所到之处掌声雷动。此时,各地选举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,最终获胜似成定局,对宋教仁当选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很高。
    面对这样一个人物,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。谭人凤曾一语道破个中厉害,“国民党中人物,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”。宋教仁的行动危及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,更危及了他下一步要当皇帝的梦想。
    袁世凯极力拉拢宋教仁,送他西装,连尺码都非常准确,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,请他自由支用,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(二三百元),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,留信一封表示谢意:
    绨袍之赠,感铭肺腑。长者之赐,仁何敢辞。但惠赠五十万元,实不敢受。仁退居林下,耕读自娱,有钱亦无用处。原票奉璧,伏祈鉴原。
    这就是宋教仁,虽然谭人凤说他“英而不雄”,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、有操守的人,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。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,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。他是个“崭新的人”,“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”,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。袁世凯见收买不成,便开始安排特务密切监视宋教仁的行踪。
    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,他如果能顺利到达北京,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。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《登南高峰》一诗中就有“海门潮正涌,我欲挽强弓”这样的诗句,虽然是写景,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。当时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,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。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,章士钊说他是“至死不悟”,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。
    宋教仁年纪轻,阅历浅,读书也不够深入,以为只要一部“约法”,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“党”,藉着“责任内阁”的空名,便可以对付袁氏,这其实就是书生之见。
    在武汉,谭人凤曾告诫他“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,劝权养晦,无急于觊觎总理。”他还告诉宋教仁,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,领有巨款,要他注意戒备。但宋认为这些都只是“杯弓蛇影之事”。
    在上海,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,他还狂笑说:“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,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?”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,他都以为是谣言。3月20日,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《民立报》和记者徐血儿话别,徐血儿请他慎重防备,他还是坦然地说:“无妨。吾此行统一全局,调和南北,正正堂堂,何足畏惧,国家之事,虽有危害,仍当并力赴之。”
    显然,危险已经紧紧跟随宋教仁身后,而宋教仁确实不是个有心计的人,对自己的危险全然不顾。而且,正因为宋教仁搞政治锋芒太露,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,招忌太甚,纵是一般国人、党人,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。宋教仁是一位爱国者,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,并非可怕之人。只是他少年气盛,精力过人,心比天高,自命不凡,个性倔强,毫无顾忌。特别是他做起演说来,听众总是掌声如潮,欢声雷动,在政敌听来,就更感到威胁了。
    1913年3月20日晚上,上海火车站依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,一片混乱。10点45分,广播喇叭里播出通知:“11点钟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要开车了,请旅客们赶快上车。”这时,从车站贵宾休息室里走出六七个人。走在中间的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,陪同他的是黄兴、于右任、廖仲恺、吴颂华等人。这几个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领袖人物,又是当前坚持制定共和宪法、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。他们边走边谈话,眼看就要走进检票口了,宋教仁背后突然闪出一个人,拔出手枪对准宋教仁连开三弹。第一枪射中宋教仁的右肋,斜入腹部;第二枪从黄兴身边掠过,第三枪从吴颂华胯下而过。宋教仁身子一晃,踉跄了几步,便趴倒在一张椅子上。
    车站里顿时大乱,有的人吓得钻到椅子下面,有的人拼命向门外奔跑。黄兴、廖仲恺等人也慌了手脚,连忙扶住宋教仁,问他怎么了。鲜血从宋教仁的腰部直涌出来。于右任赶紧跑到车站外拦住了一辆汽车,把宋教仁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。
    宋教仁被送到医院,已是半夜12点,直到第二天凌晨,德国医生才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弹。子弹是从后背射入体内的,伤口离心脏很近,使宋教仁疼痛难忍,但他当时神志还很清楚。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,喘息地说:“吾痛甚,殆将不起,今以三事奉告:(一)所有在南京、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,悉捐入南京图书馆。(二)我本寒家,老母尚在,如我死后,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。(三)诸公皆当勉力进行,勿以我为念,而放弃责任心。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,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,每多误解,我受痛苦也是应当,死亦何悔?”
    又授意黄克强代拟致袁世凯的电报一件。电文说:
    “北京袁大总统鉴: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,敬谒钧座。十时四十五分,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,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,势必至死。窃思仁自受教以来,即束身自爱,虽寡过之未获,从未结怨于私人。清政不良,起任改革,亦重人道,守公理,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。今国本未固,民福不增,遽尔撒手,死有余恨。伏冀大总统开诚心,布公道,竭力保障民权,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,则虽死之日,犹生之年。临死哀言,尚祈鉴纳。宋教仁。哿。”
    手术之后,宋教仁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,不断呕吐,大小便中出血严重。医生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。21日下午,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,为防止意外,于右任亲自在手术室内监视手术进行。
    一群新闻记者始终坚守在门外,直到手术完成。可是,做手术的医生很悲观,只说:“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努力,其余的……要看上帝的安排了。”3月22日凌晨3时左右,宋教仁伤势转重,到4时48分终于逝世。这一年,他才32岁。
    黄兴、于右任、陈其美等人悲痛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。陈其美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床沿喊叫:“此事决不甘心!决不甘心!此仇不报,我誓不为人!”
    第二天,上海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。报童们在大街小巷叫喊着:“宋教仁遇害,凶手不明!”
    3月23日下午,国民党上海支部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移灵仪式,将他的遗体从医院移往法租界内的湖南会馆停放。送殡的队伍长达十几里,加入送葬行列的人越来越多,许多人痛哭失声,围观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。宋教仁的遗体被盛放在楠木灵柩中,安放在扎满花圈的马车上,在浩浩荡荡的人流护送下,到达了挂满挽联的湖南会馆。
    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?直到现在,这依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。
    事后经过各方追查发现,与本案有关的几个关键人物分别是:凶手武士英,失业军人;联系人应桂馨,江苏驻沪巡查长;上级联系人洪述祖,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。除此之外,牵涉其中的还有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,以及大总统袁世凯。
    应桂馨是近代上海流氓帮会头子,名夔丞。他早年混迹江湖,在上海结帮坑骗。1911年11月由于参与上海会党军警起义,因此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。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,应桂馨随孙中山赴南京担任总统府庶务科长。后来因为他恶习不改,横蛮不法,被撤职回到上海。
    赵秉钧,字智庵,河南汝州人,1859生。1878年考秀没考中,就投入左宗棠楚军效力,随军进驻新疆。袁世凯小站练兵时,赵秉钧曾随习军政,专攻侦探、警察两门,与袁世凯有一定的渊源;加之他在巡防营时,镇压京津一带义和团运动有功,也颇为袁世凯所赏识。因此1901年袁世凯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,第二年命他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。1903年,赵秉钧将天津、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,后来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,建立全省巡警网。他在天津经营警务,深得袁世凯的欢心。1912年3月,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,赵秉钧便出任内务总长,并于1912年8月,任代理国务总理。9月25日,赵秉钧又由代理改为实任国务总理。
    洪述祖,字荫之,江苏常州人。1893年经由父亲推荐到刘铭传手下任中军参谋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洪述祖得知世交赵秉钧与手握北洋军权的袁世凯打得火热,就投靠袁世凯,并为袁世凯献上先“以南压北”再“以北压南”之计,得到袁世凯的赏识。袁世凯得到中华民国大总统后,委任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,并授予三等嘉禾勋章,洪述祖成为袁世凯嫡系。
    宋教仁在长江一带旅行讲演风头正健时,袁世凯致电召宋教仁来北京磋商要政。袁世凯的本意或许就是试试“重用之”,如果不成功,再除之。可袁世凯手下的这群党羽早已坐立不安。主子皱一个眉头,他们心里可能已经翻江倒海。
    据章士钊后来回忆,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,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。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,“遯初(宋教仁的字)可惜,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?”在随后闲谈中,袁世凯意指出宋案的凶手是黄兴,理由是“黄、宋争国务总理,两派大决裂为证”,惹得章士钊愤然辞出。
    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时,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,“闻听消息,大惊失色,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:‘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,岂不是我卖友,哪能算人?’”赵秉钧的反应是一种表演,还是真的只是一场意外?
    直接凶手武士英只是一个兵痞,指使者应桂馨也只是上海流氓头子,真正的幕后凶手到到底会是谁呢?一直以来,宋教仁的死因有几种猜测:
    赵秉钧单谋说:赵秉钧出身寒微,累迁要职,终于在袁世凯手下成为国务总理。因为嫉妒宋教仁的声望,以及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理之位,便与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合谋,买凶杀宋教仁。
    袁世凯的参谋说:在北京,宋教仁与赵秉钧有过多次深谈,二人颇有“虚君实相”之议,策划共同架空袁氏。袁世凯得知后,曾与人云,一面捣乱尚且应付不了,何况两面乎?所以要逐步除掉这两个人。
    洪述祖单谋说:袁世凯、赵秉钧皆不知情。袁世凯有杀宋教仁的想法,但仍在“用之”与“除之”之间犹豫不决。洪述祖过度揣摩领导意图,自作主张,杀了宋教仁。
    除此之外还有宋教仁死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说法。由于当时宋教仁声誉太盛,威胁到了党内其他“长辈”的地位,招致嫉恨,导致杀身之祸。
    但是,照袁士凯及其手下一干人后来的表现和结局来看,此案确实是袁氏集团所犯。
    “半生事业垂千古”的宋教仁,是卓有声望的民国元勋,他的被刺引起全国轰动,激起各界共愤,一致呼吁缉拿凶手,彻查背景。黄兴、陈其美代表国民党总部致函上海总巡捕房:如拿获正凶,彻清全案,准备赏银一万,以为酬劳。
    俗话说,重赏之下,必有勇夫。3月23日午后,一个身着长袍的老头,来到四马路(今福州路)公共租界总巡捕房,求见总巡长卜罗斯。他开门见山:“鄙人王阿发,以兜售字画碑帖为生。今见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,不知是否拿获了凶手?”
    卜罗斯照实答道:“到目前为止,尚未拿到。”
    “鄙人愿提供线索。”王阿发喜形于色。
    “欢迎,欢迎。”卜罗斯赶紧招呼书记官记录。
    王阿发点燃一支香烟,细细道来。
    事情应先从王阿发认识的应桂馨说起。应桂馨算是上海滩上的一个角色,表面挂着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和江苏省驻沪巡长的两个头衔,实际上是帮会的头目。王阿发知道他是地方一霸,为了求得他的保护,便投其所好,凡得到有价值的古董,都先送到他处,价钱由他定,这样一来两人渐渐近乎起来。十天前,王阿发得到郑板桥的一幅真迹,照例又送到应桂馨家里。交易结束后,王阿发起身告辞,却被应桂馨喊住:“阿发,你看我待你怎么样?”“好,好得很!”王阿发慌忙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,“没有应先生您的关照,我哪有今日?”“阿发倒也没有忘记我的好处。”应桂馨呷了口龙井,慢条斯理地说,“我现在有件事,想请你帮个忙。”“凡有用得着时,一定尽力。”王阿发答应过后问道,“但不知应先生所为何事?”应桂馨取出一张照片递过来。“这个人是我的死对头,你把他杀了。枪由我给你,事成之后,给你一千大洋酬金。”王阿发一听颤抖着说:“我生性胆小,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,实在没有胆量杀人。再说也不会开枪,弄不好反倒误了您的大事。”应桂馨立时面孔拉长,正要发作却又突然大笑起来:“和你开个玩笑,看把你吓得尿了裤裆,真是饭桶,哈哈哈……”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
    这天午饭后,邮差送来《申报》,王阿发随手翻开,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一下映入眼帘,上面还有宋教仁的照片。王阿发大吃一惊:应桂馨要我杀的,不正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吗?他连忙到街上探究情况,正看到巡捕人员满大街张贴悬赏布告,不禁怦然心动:如果得到一万元赏银,足够后半辈子消受了。于是喊了辆黄包车,直奔总巡捕房去。
    送走王阿发后,卜罗斯立即作出抓捕嫌疑犯应桂馨的部署。当晚10点钟,卜罗斯带着中西捕探,直奔应桂馨住宅。不料应桂馨的门房称,应桂馨去了青和坊妓院的相好胡翡云那里。
    卜罗斯当下兵分两路,一路看守应宅,一路去青和坊妓院。到了妓院,卜罗斯命令一名便衣捕探进去查询,老鸨回话说:“应老爷与胡小姐都已去了迎春坊,在李桂玉小姐处喝酒。”
    迎春坊离青和坊不远,一会儿就到了。便衣捕探装作应桂馨的道上朋友,迈着四方步进去,口中还连连咋呼:“应老爷在哪个房间?”“应老爷在3号房间。”老鸨误以为是应桂馨的熟人,指了指楼上。便衣立即上楼,走到3号房门口,只见应桂馨这时已喝得脸似猪肝,两个妓女左右傍坐调笑。便衣咳嗽一声道:“应老爷,楼下有人要见你。”
    “我去去就来。”应桂馨在李桂玉脸上拧了一把,便摇摇晃晃下了楼,嘴里喷着酒气嚷嚷:“啥人找我?半夜三更的,有什么要紧事?”他的脚刚跨下楼梯,双手即被两个早已恭候的捕探抓住,“咔嚓”一声上了手铐。卜罗斯一挥手:“先送去捕房!”
    接着,卜罗斯复又带人赶到应桂馨家进去搜查,并将全家男女老少逐一盘问。应桂馨家中有一男人,长得五短身材,浓眉阔嘴,穿着崭新的西装,眼神中显出几分惊慌,大家都说他是应桂馨新近结识的朋友。此人自称是山西人,叫吴福铭,来上海脱手一对古花瓶,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,并留住在应桂馨家中。
    在这以前,卜罗斯已从两个人那里得到关于刺宋凶手的身材相貌线索。一个是火车站售票员,她说枪响后,看见刺客狂奔逃跑,还跌了一跤,是个矮个子,一付浓黑的倒挂眉;另一个是鹿野旅馆的胡账房,他说他的房客中有个山西人武士英,原本衣衫褴褛,可3月19日半夜里醉醺醺回到旅馆,拍拍身上穿的笔挺西装,满脸得意地炫耀:“老子发财了,明天还有一桩大买卖,可得一千大洋。”次日一早,他便结账离去。
    于是,卜罗斯对眼前的这名男子产生了怀疑,马上安排人把售票员与胡账房传来辨认。售票员一看就说:“开枪打宋先生的就是这个人!”胡账房也说:“他叫武士英,就是那个山西客人。”
    矮个子知道瞒不过了,才承认自己就是刺杀宋教仁的杀手。他真名叫武士英,曾担任过清军管带,此次是带着盗墓而得的古董来上海出售,与应桂馨认识的。应桂馨许诺要给他一千元赏金,让他刺杀宋教仁,还给他找了个娼妓。20日夜里,武士英开枪打死宋教仁后,便藏匿在应桂馨家中。应桂馨叫他赶紧离开上海远走高飞,可他却深陷温柔乡不可自拔,以外边搜捕正紧为借口,赖着不走。
    捕探翻箱倒柜,搜遍了应桂馨家中的大小房间,从应桂馨的床下搜得5响手枪1支、子弹两发,后来经专家检验,搜出的子弹与刺杀宋教仁的属于同一型号。捕探还在应桂馨床铺的枕头下面,搜出数封来往书信,从中又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:刺杀宋教仁的主谋,实际上就是当朝大总统袁世凯,同谋要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。
    应桂馨、武士英被捕后,被引渡给中国上海司法当局。
    在黄兴、陈其美的坚持下,1913年4月25日证据被电告袁世凯、国会参众两院、国务院及全国各省军政长官,并决定由上海地方法庭开庭公审。
    就在法庭公审的前一天,武士英在严密的监守之下却突然暴亡。几天后,国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,发布通告:“武士英骤然暴毙,死因不明,观其尸身、神色大有服毒之象,情节可疑,要求政府从公从速检验,以释群疑。”
    在舆论的压力下,武士英的尸身被剖腹检查,发现肝、肺有淤血积滞,并被送医院进一步化验。鉴于此案关系重大,为了防止作弊,武士英的心、肝、肺、胃、肠、脑、肾、喉管共8件,被分成3份,由公共租界巡捕房、英租界西医院、红十字会医院分别保管并化验。
    由于袁世凯在暗中施加压力,并与租界当局做了一系列幕后交易,致使化验结果一拖再拖,迟迟没有公布。全国舆论由是反证,武士英是被灭口了。
    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当年美、英等国家,两方的律师在法庭上辩论,一定要旷日持久,然后听取法官裁决,不服亦可上诉,官司要打到终审法庭为止。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,黄兴于4月13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:
    前年杀吴禄贞,去年杀张振武,今年又杀宋教仁;
    你说是应桂馨,他说是洪述祖,我说确是袁世凯。
    一部分国民党人主张静候法律解决,另一些国民党人主张武装讨袁。因为天机泄露,袁世凯一面使尽浑身解数掩盖真相,一面调兵遣将,准备用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力量。孙中山后来决定以武力讨伐袁世凯,史称“二次革命”。1913年6月,袁世凯的军队南下,战幕拉开。国民党被迫应战,最终因为势单力孤,讨袁军经不起袁世凯的轻轻一击,便一败涂地。孙中山、黄兴被迫重走海外作流亡客。
    至此,追查宋教仁被刺一案又被战乱的洪流所淹没。然而,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参与刺杀宋教仁的罪犯相继死于非命。
    “二次革命”后,被关押在海运局兵营里的应桂馨,趁着上海大战前的动乱之机,与门徒内外应合,于7月中旬逃出囚牢,乔装打扮后去了青岛,蜗居在租界里深居简出。到了11月“二次革命”失败,国民党首脑纷纷流亡日本,应桂馨以为死对头死的死逃的逃,他的出头之日到了,便公开在报上发出《请平反冤狱》的通电,同时还拍电报给袁世凯,要求给他补偿。
    可他久久不见回音,便按捺不住了,亲自赶到北京,住在同和旅馆,并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,报告自己已来到北京,要袁世凯履行当初“授二等勋章、奖金50万元”的诺言。信发出后,他就守在旅馆静等佳音。然而左等右等,一个多月过去了,那封信仍没有回音。
    忽然有一天,有一个人来到同和旅馆,自称是总统府的。他找到应桂馨,恶声恶气地说:“大总统传话给你,赶快离开北京,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这大洋两万,是大总统赐给你的。”说完丢下钱,转身走了。
    应桂馨拿到钱后不但没有离开北京,反而整天招摇过市,逢人就讲刺杀宋教仁的功劳和袁世凯的奸诈无常。
    应桂馨的举动当然逃不过袁世凯的耳目。袁世凯闻讯后大为惊恐,命令部下立即除掉应桂馨。应桂馨听到风声,于1914年1月18日深夜急匆匆登上火车准备逃离北京。火车行到天津杨村时,两名男子走到应桂馨面前,故意踩了他一脚。应桂馨本来就是泼皮性格,当即破口大骂起来。那两人并不答话,掏出刀子就是一顿乱扎。待到列车长接到报告赶去看时,应桂馨已身中数刀,气绝身亡。
    与袁世凯、洪述祖一道谋划刺杀宋教仁的国务总理赵秉钧,案发后被上海报刊公布了他与洪述祖和应桂馨的往来密函。舆论一致指出赵秉钧是宋案要犯,要求传令他到上海受审。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,传赵秉钧到上海接受审讯。
    赵秉钧大为恐惧,立即提出辞呈,随后称病躲进医院里。他对心腹说:“我此时只求免职,方可免死,不免职非死不可。”7月间,他获得批准辞去国务总理,改任步兵统领兼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,同年12月调任直隶都督。
    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暗杀于杨村地段后,由于杨村属直隶管辖,赵秉钧出于例行职责,下令查拿凶手。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袁世凯所为,便打电话给袁世凯,先是报告应桂馨被杀的消息,末了说道:“是否要彻查,请大总统指示。”“是我派人杀了他的。”袁世凯直言不讳,“这个人太不识时务了,留着他是个祸种。”赵秉钧一听,顿生兔死狐悲之感,不免有几分不平,自信自己毕竟当过国务总理,于是壮着胆子说:“他为大总统九死一生,大总统这样对待他,以后谁还肯替大总统做事?”“啪!”袁世凯挂断了电话。赵秉钧呆若木鸡,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。
    忐忑不安的赵秉钧一连几个晚上失眠,致使头晕病复发,卧床不起,于是便向袁世凯告假疗养。2月27日,一名“医生”来见赵秉钧,说:“奉大总统的命令专程来为都督治病。”随即递上一颗暗红色药丸,“这是专治头晕的,请都督马上服下,包叫药到病除。”赵秉钧见是袁世凯派来的医生,便让他悉心治疗,依方服药。谁知吃药以后,便觉得胸前胀闷,过了不久,药性发作,浑身疼痛,腹中更觉难熬,翻江倒海似的。赵秉钧疼得上下翻滚,连哭带号,怀疑是医生在药中做了手脚,急忙问医生何在,才知道那医生已回京城去了。赵秉钧自知中毒,是被袁世凯所害,不由得恨恨道:“罢了,罢了。”不一会儿,赵秉钧就七孔流血,四肢青黑,中剧毒而死。
    赵秉钧死后,惯耍大奸伎俩的袁世凯下令拨给治丧费一万元,按陆军上将礼遇下葬,并重重优恤家属。这还不算,袁世凯还亲自书写了一付挽联:弼时盛业追皋陶,匡夏殊勋懋管萧。——可笑地把赵秉钧比作古代的良臣皋陶、管仲。
    刺杀宋教仁案最后一个“归案”的凶手是洪述祖。事发后他拔脚溜往青岛,躲在德租界,剃须乔装,化名“王兰亭”,又用重金买通德国巡长,在青岛安安稳稳过了三四年。袁世凯死后,洪述祖以为时过境迁,“宋案”已被人遗忘,从此太平了。因为向往上海滩的花天酒地,他就绕道日本南下上海,改名“张皎安”。
    可是因为洪述祖在青岛期间曾向德商祥丰洋行借了一笔巨款,走时连招呼都没有打,洋行认定他赖债潜逃,于是追踪他到上海,向租界会审公廨控告,与他打起了官司。在法庭上,一个国民党的密探认出张皎安就是洪述祖,便谋划设法逮住他。
    1917年4月30日,洪述祖从法庭出来时,一名少年猛扑上去,紧紧抓住他哭喊:“洪述祖,还我父亲的血债!”这个少年原来就是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,陪他守候在这里的还有国民党人刘白等。众人一起将洪述祖扭上法庭。经核实,法庭确认他就是“宋案”的要犯洪述祖。
    经过交涉引渡,洪述祖被移交到北京地方法院。几次预审后,9月7日,北京地方法院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。洪述祖不服,上诉于高等法院。高等法院维持原判,驳回上诉。洪述祖仍是不服,再向最高一级的大理院上诉。这时,宋振吕在国民党人帮助下,呈状大理院,要求重处洪述祖。洪述祖万万没有想到,企望从轻反送了小命。1919年3月27日,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。
    4月5日,洪述祖被押赴绞刑场。自民国废除《大清刑律》后,不再以斩首处死犯人,代之以西方的文明方式处以绞刑。绞刑机是从西洋买来的,洪述祖算是第一个“享用”者。验明正身后,执行官将洪述祖推到绞刑机下,把钢丝绞索套在他脖子上。监刑官一声令下,执行官揿下电钮,洪述祖脚下的踏板立刻翻转,洪述祖立时双脚腾空,乱蹬挣扎。
    忽然,轰然一声巨响,套索上的洪述祖猛地不见了。原来,因为洪述祖是个大胖子,躯体特别重,头支撑不住身体的重要,才断裂开来,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。好一阵后,惊魂未定的监刑、行刑官才报告给司法部。司法部立即派来3名医生,将洪述祖的头颈缝上,外面裹上绷带,然后交给洪述祖家属领去埋葬。
    罪魁祸首袁世凯也没有得到善终。当初,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时,袁世凯曾乐得不可开支,以为天衣无缝,还假惺惺地明令缉拿凶手:“车站为众目昭彰之地,竟有凶徒暗行暗杀,法纪何存,速悬重赏,限期破获,依法重惩。”宋教仁伤重不治后,他又致电慰问家属:“宋君才识卓越,服务民国,功绩尤多,知与不知,皆为悲痛,应即作正开销,以彰崇报。”不仅如此,袁世凯还以私人名义,送了一万元丧礼。不料东窗事发,举国上下都知道了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就是他袁世凯,他又利用手中权力,通过御用报章辟谣,并反咬一口,称国民党人借此诬蔑他。
    宋教仁的被刺,使原本对袁世凯存有幻想的国民党人认识到,袁世凯不除,民主政治根本就无法实现。孙中山等于是发动“二次革命”讨袁,虽然因为准备不足而失败,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受挫而不馁,他们趁袁世凯阴谋称帝激起举国共愤的机会,又及时发动了“护国战争”。一时间,各省纷纷响应,袁世凯在军事上屡屡败退,直至众叛亲离。1916年5月29日,19个省更进一步联名逼令袁世凯退位,并要将其交送法庭,以国贼审判之,同时清算他谋害宋教仁的罪行。袁世凯天天困坐愁城,惶恐万状,以致卧病不起。到了1916年6月6日,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,袁世凯终于忧惧而死,只活了58岁,大快人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