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筒里静默了一小阵，接着李云突兀地答道：“没有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挂……”
    “了”没说完，汪杨有点着急地打断了他，凑到李云妈妈的话筒旁边说：“那个、小李啊，你先别挂，我是路荣行的妈妈汪杨，今天夏天我们见过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    几秒之后，李云的语气居然软了下来，他似乎有点不自在，清了下嗓子道：“记得，您好。”
    汪杨问卡片机是不是他寄的，李云坚持不是，可他越否认汪杨越觉得是他，最后实在是掰扯不清，只好说：“好吧，那既然不是你，我就不打扰你上班了，你一个小孩儿自己在外面要多注意，你去忙吧，拜拜。”
    说完她就离开话筒，眼珠子飘向电话，嘴里却喊着小路：“好啦，还是找不到寄东西的人，就这么收了心里也不踏实，不然你把相机捐给村委会吧？到时候我让支书在告示栏挂个通知，说是在xx城市工作的一位热心人士捐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    路荣行无所谓：“可以啊。”
    汪杨笑道：“那就这么办吧，大姐你忙，打扰你了啊，我们先走了。”
    举着电话的李云母亲正在嘤嘤叮嘱，听见她要走，急忙对着话筒说她要招呼客人，先挂了，让他自己保重。
    对面的李云却突然叫了停，语气有点急的样子：“妈，等一下，别挂，你让汪阿姨接电话。”
    李云的妈妈觉得这孩子有点反复无常，不过还是让出了接电话的位置，笑着将话筒塞进了汪杨手里。
    汪杨“喂”了一声，听见那边一片沉默，也没有催，等了将近半分钟的样子，才听见李云叹了口气，承认了：“是我寄的，我……我希望你，不要把相机捐出去，就给路荣行用吧，我希望他能用。”
    李云的声音越过千里的山川和河流，从卷曲的电话里传出来，不难听出是动了感情，那些低哑和支吾里有一种让人心酸的哀求。
    汪杨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，见他盯着话筒，眉眼间凝着一份依稀和可能和自己相同的疑惑，不由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他有可以用的相机，不需要你给他买的，这个不便宜，你应该把钱攒着，用在自己身上。”
    李云张了张嘴，半晌无言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    张警官告诉了他所有的案发经过，说那个乞丐交代了，他曾经跟在4个入室行窃的小孩后面，潜入过路荣行的房间去找照片，就是没有找到胶卷。
    不知道是不是进过少管所的原因，李云出来以后感觉自己好像得了被害妄想症。
    他不止一次地想过，万一那天胶卷成功地被乞丐偷走了，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少管所里糊手提袋，这个假设总是令他彻夜难眠。他不由自主地开始关注照相机，每次逛大卖场都忍不住条件反射地留意。
    李云考虑不到这份礼物过于珍贵，只因为他自己的内心需要，路荣行有一台不需要胶卷的相机，这样他的假设就不会成立了。
    店里的销售人员告诉他，那台卡片机用的是什么记忆存储卡，那个黑色的塑料片只比一元硬币大一点，里面的相片还可以传到电脑上，可以说相机丢了都无所谓。
    再有就是离开学校之后，李云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，老伍不是最可怕的，那种表面笑得好像很喜欢你，心里却存着歹意的人才是。
    打工的日子又累又寂寞，李云在脏乱差的合租环境里，跟着比他大的人抽烟喝酒蹦过迪，也嫖过娼。
    他运气不错，第一次招了个比较文静的女孩，两人聊了半宿，他说他进过少年监狱，那姑娘说她爹妈想拿她给弟弟换媳妇，相互都觉得对方的经历令人难以置信。
    可第二次李云再去发廊找那个女生，老板说她辞职回家了，但李云从其他发廊妹那里打听来的消息却是她被拐卖了。他为此报过警，又因为不知道既不知道那个女生的真实姓名，也没有她的照片，而导致寻人无疾而终。
    还有租他房子的那个男房东，表面上看着人模狗样的，但抠得要命，经常把他那个痴呆的老头打得在楼道里爬。可每次有人看不过去报警，警察来了都没有证据。
    只有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才会住这种烂合租房，没有人有相机，没有人有证据，李云就是攒够钱买了一台，他也不能放在身边，因为一个星期之内必丢无疑。
    所以他想要给路荣行买一台，这是他的谢礼，他希望路荣行能喜欢它，并且一直拍下去，留下更多稍纵即逝、让人可以长久怀念的画面。
    因为这才几个月，他就已经快要忘记那个女孩的脸了。
    尽管心里有千头万绪，但李云最终一句都没能说出来，煽情对他来说太难了，导致他只好粗着声音装阔：“……我攒了钱的，一大把。还有我也不只给他买东西了，张警官他们我也买了的，这是我改过自新的诚意，你们要是不愿意收，那就是看不上我这种烂人的东西，没关系那你拿去捐……”
    这分明是一种强买强卖的道德绑架，可它精准地戳在了汪杨心软的地方，她听不得这种自我诋毁，因为有些话说多了自己是会信的，她挫败地插话道：“好了好了，我们收了，你不要这样说话。”
    李云猛然刹住激动，顿了片刻，用一句小声的“对不起”挂掉了电话。
    他妈妈殷勤地留3人吃饭，汪杨拒绝后带着孩子回家了，一路上心情都不怎么好，她觉得养活自己和认识社会很难，所以她有一点心疼李云。
    路荣行对那个卡片机兴趣不小，既然汪杨说收下了，他就拆开拿出来研究，去冻住的河边拍过冰封层以下的枯草，也聚焦过挂满冰勾的茅草屋。
    那是村落里最后一间用秸秆和黄土搭就的房子，住在里面的老人早已过世，它立在一堆砖混建筑之间，俨然是一个旧时代的标志。
    卡片机不需要安装胶卷，还有一个可以前后翻开的显示屏，出现曝光过度的概率很低，操作比傻瓜机还傻瓜，除开一点仿佛占了人便宜的感觉，路荣行确实很喜欢它。
    寒假张一叶和人打篮球，还来借过这个新鲜玩意儿，隔天还回来的时候说，路荣行这个机子和微机室的杨老师是同一个型号，就是颜色不一样，一个白一个黑。
    新年如期而至，关捷吃得满嘴流油，没有人陪他抽陀螺，他就自力更生，找到了一项新的娱乐活动，就是挨家挨户去给别人当搓麻花的大师傅。
    大师傅精益求精，在一堆快如闪电手里面精益求精，别人一分钟能搓俩，他却弄根牙签在麻花上绣花，各种拉低平均速度，给各种上不了台面的造型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    最丑的在尾巴上就点个“路”，第二丑的就点个“关”，从这家搓到那家，每家都顺走几个，回头告诉李爱黎谁家的麻花最酥脆，让他妈去取取经，因为同样是鸡蛋和油面，李爱黎炸的麻花每年都像石头一样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