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有怎样的新奇或悲惨等着我，可有一首歌把这一年唱得很好，“一九七九年，那是一个春天”，而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对夫妻，他们根本养不起我，苦苦坚持了两年，终于决定把我送给了一个算命先生，娶不到老婆的穷算命老先生，或许在那一刻，我的命运被注定了，或者被命运玩弄……
    这是中国号称中国西南重镇的重庆，它曾有无比风光的历史，古代叫过一个名字巴，与四川的蜀，常常被一起称之为巴蜀。
    自刘备在白帝城托孤开始，古老的巴国变得越来越耀眼，一直到近代成为祖国西南耀眼的明星，大家叫它山城、雾都，老一辈人说重庆是九江合一江，多条大江汇聚到长江，涛涛长江从这里穿过，奔向东方。如此的大气磅礴，如此的明媚辉煌，可是我要很多年后才能熟悉它，我确实出生在重庆，可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重庆的边陲小镇，边陲小镇的农村。
    山丘连着山丘，没有波澜壮阔的动容心魄，没有惊天动地的神秘传说，也没有激情澎湃的大江奔流；这是一块千万年平和的土地，如隐士般在中华五千年血雨腥风里安静从容，不曾驾驭乾坤名动天下，不曾达官显贵荣耀丘田；像随季节绽放的花、闻春风而发的草，在流年飞逝中千遍一律。是的，如此平凡的农村，平凡得在地图上找不到村庄的名字。
    “算命吗？”我的养父站在街头巷口这样喊，或者是问，或者是等，这是他唯一掌握的一门谋生技能。
    “算命吗？”多年以后，我也这样问，但我不喊，喊着算命太掉身价，但我会小声的问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唯一的谋生技能。
    又过了些年，养父的优良传统“算命吗？”，这句问候被我抛弃了，不知道这算不算不孝，或者是不该忘记、甚至抛弃上一辈的“优良传统”。只因这时候，都是别人求着我：“有空吗？”而我会因上一辈的烙印，回答：“算命啊。”
    变了一个字，语调也变了，我的命运也仿佛彻底变好了。而这个时候，我的养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不然，他可以看到他给我这个儿子算的命准不准，当然，我的命运太过复杂，很难界定养父给我这个儿子算的命是否准确。
    一九七九年，是一个极好的年头，我的祖国正在迈开大步向前走，好像所有的不幸与苦难都已结束，除了我的，因为我的苦难这时候才开始。
    “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神州大地”，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形容这一年的，
    那时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肯定是不懂春风，也是不懂什么叫神州大地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我确实是春天来到这个世界的，算是春风吹来的吧，但春天很短暂。
    春天当然自古以来没有变过长短，在这个时节，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得特别艳丽，而直到我长大以后，还能听见油菜地里的那些浪漫故事，对于穷山沟，那些事情确实是最浪漫的事了，只是那些浪漫的事被别人说起时，是当笑话，当娱乐话题的。
    春天，麦苗也特别的绿，长得像不成熟的韭菜，既不能包饺子填饱肚子，也没法成为浪漫爱情故事的孕育地，实在长得太矮了。麦地里会有人弯着腰在拔草，一直有人弯着腰拔杂草，那拔草的身影中就有我的母亲，甚至我在她肚子里闹腾时，她还弯着腰在拔草。
    小时候的我常常想：“有那么多草需要拔吗？”难道不是因为想偷偷看隔壁地里摇动的油菜花？两块地里种的庄稼不同，能看到的却不只是庄稼不同，地里发生的故事也不同。而我以为，麦地是没有灵魂的，因为从来都没有浪漫故事发生在麦地里，就算是麦苗长高了，长成熟了，也不可能发生，因为麦穗像刺猬，谁也受不了。
    油菜地就不一样了，从远处看，金黄黄的一片，像金子铺在大地上，金光闪闪。走近看，油菜梗光滑细腻，油菜叶一尘不染，油菜花芳香扑鼻，最主要的是油菜身材高挑而曼妙，能够隐藏很多私会的身影。记得小时候读到：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这句时，我总觉得写得不够真实，不应该是“人约油菜地”吗？
    所以，油菜地是有丰富的灵魂的，不知道油菜地会不会看不起麦地，因为麦地里什么故事也没有，就像小时候村里孩子看不起我一样，我也像麦苗一样矮，因为矮，还带着麦穗一样的刺，总是让人不舒服。
    直到我降生到这个世界，麦地才有了像样的故事，麦子地里生孩子当然是值得传扬的故事。
    这是农村里春天的故事，而我也正好赶在春天的故事里降生。
    我的养父常常埋怨：“小子，你的命不好算呐，你妈都没有记清楚你的具体时间。”
    是的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只能确定年、月、日，没法确定时辰，那时贫穷的山沟里还很少见到手表，所以我一直没有考证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具体时间，为此，我常常忧虑，忧虑走进地狱那一天时，怎样回答自己去到世间最详细的起点；天堂？我想天堂我可能是去不了啦，因为我是个算命的，因为算命要说很多谎话，说了那么多谎话，还能进天堂吗？
    后来我为了给自己算命精确一些，我去问了我的母亲，试图推算出具体时间。为了我的母亲不厌烦，去问她时，我会卖上两斤肉，这样，我的母亲愿意坐下来给我讲那些本以为无关紧要的事情，而母亲在给我讲的时候，她会不停的去看挂在凹凸不平的石头墙上的肉，害怕我反悔似的，所以，母亲讲我的出生时，讲得特别详细，她可能觉得讲详细一些，我不好意思再把肉拿回去，虽然我早已申明那块肉是给她的。
    母亲会从怀我的时候讲起：“唉！养不活，养不活还非得要，没办法，他不愿意结扎。”这好像是我必须要来到这个世界最充足的理由。
    我会问：“不是那时计划生育搞得很严吗？”
    “是啊，很严啊，所以，家里的粮食、猪，都因为生你而被弄完了，跟抢人似的，却又不抢人，把你抢了去多好啊？也不会把你送给那个瞎子养，他们就抢猪、抢粮食。”
    作为长在新中国，肩上曾围过红领巾的我，会纠正：“那不是抢，是抵罚款，违反了，不就是要受罚吗？”
    母亲不会与我争辩，她认定那是抢，我也没法跟她争辩，因为我只想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准确时间。但是母亲的言语间，好像是我把家里的粮食和猪，这两样最宝贵的财产弄走了，因为她觉得，没有我的到来，那些抢粮抢猪的人也不会到来。
    我知道粮食和猪对于那样的一个家庭的重要性，可我已经长大了，没法关心那些岁月的无情，甚至也没有对那时候曾满脸泪水，看着唯一的生命依靠被抢走的母亲做一丝安慰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难道要为此而报仇吗？我想知道我出生的具体时间。
    母亲一番泪眼婆娑，一场无可奈何的哀叹，我必须忍受，必定是我想知道出生的具体时间，让她重新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。或许母亲想让我知道她的艰难和伟大，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，还给了我生命，我不能对生活有一丝一毫的怨恨，而我并没有，我在等着讲最重要的片段，甚至都已经准备好了笔记本，就像要为一个伟大的人做传，必需庄重的记下不知道准不准确的事迹。
    终于该说生我的那天了，母亲抬头看看老屋檐，目光最后还是落在斑驳的地上，目光落下时，划过那块二斤的肉。
    那天早上，天还没亮，母亲就醒了，说是我闹醒的，我不太相信我能起得那么早，因为我几乎是睡到太阳晒屁股，都还不愿意起床那种人。
    低矮黑暗的屋里，还没透出一丝光亮，想点上油灯，又想着煤油不多了，要在最需要的时候用。父亲已经早早上山去了，上山干什么母亲没有说，应该是干农活，那么早的时候，虽然天空可能还只是鱼肚白，也只能是干农活，那么早，油菜地里应该露水还很重，虽是暮春时节，被那么重的露水弄湿了，肯定也很冷，所以那么早不会发生什么爱情故事，我在笔记本把“油菜”两个字叉掉，重新写上：生我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醒来，父亲已经上山干农活去了。
    怀孕的人饿得特别快，母亲醒来以后，也想吃点东西，因没有点煤油灯，只能蹑手蹑脚如小偷一般摸到厨房去，凭着不能挡风遮雨的厨房的味道，判断出灶堂里还没有生火，吃的肯定就没有。家里有唯一可以马上放心吃进嘴里的东西，要么喝一瓢缸里的井水，要么是吃一根生红薯，母亲说她摸了一根生红薯吃。我觉得母亲肯定隐瞒了喝缸里的水这一细节，必定是我出生这一天母亲的行动，我想知道得更详细一些，怀胎快要生育的人，根据那些简单神奇的生理卫生课上的知识，怀胎已经十月的人，睡一夜刚起来时一定口渴，口渴便要喝东西，唯一能喝的只有缸里的水，母亲听完我的分析，没有争辩，点点头：“那应该是喝了。”
    这就对了，看在二斤肉的份上，我的分析是正确的。
    上厕所肯定是必要的，这无需记录，然后，母亲小心翼翼划燃了珍贵的火柴，精确无误的点燃了一把干草，扔进灶堂里。随便说一下，灶是长条石加上不规则石头磊起来的那种，比现在野炊搭的灶专业不了许多，这样的灶不具有很好的节能减排效果，却能煮东西，就是这么神奇，但是需要人弯腰，撅起嘴，对着灶堂里不断的吹气，火才真正的燃得起来，母亲也是这样做的。
    我想，如果那时候我真已经在她肚子里醒了，她压低腰往灶堂里吹气时，会不会造成我的压迫感，这没法给母亲分析，非要这么详细，她可能会把二斤肉取下来，然后如驱赶野狗一样赶走我。
    点燃火，就有光了，在锅没有被烧烂以前，快速的勺两瓢水进锅里，二两米，一小竹筒就是二两米，早已测量好的工具。还要往锅里放五斤父亲上山前洗好的红薯，一起倒进锅里，只要坚持灶堂的火不熄灭，要不了多久，就能吃上每天三餐都一样的饭：红薯稀饭。这样挺好，不用思考早饭、午饭、晚饭该煮什么，只要每次一样就好，不过，想不一样也没有下锅的材料。
    讲到这里，我打断了母亲，好像忽略了一些细节，故事主体虽然是说待产的孕妇，但周边的影像也不能小觑，我的两个哥哥，一个姐姐呢？他们此刻在干嘛呢？
    姐姐最大，起来了，也有些饿，她无论是想喝一瓢缸里的水，还是吃一个生红薯，这都是不被允许的。生水喝了拉肚子，拉肚子要吃药看医生，看医生是需要钱的，家里没钱，所以，不能喝生水。吃生红薯也是不允许的，红薯是家里共同财产，怎么能私自吃呢？母亲吃不一样，那是孕妇的特权，姐姐才六七岁，不可能怀孕，当然就没有单独吃生红薯的特权。
    所以，姐姐便到灶堂前去烧火。
    而我那两个一岁半的二哥，和三岁的大哥，他们此刻孩子床上，为避免“天亮了撒泡尿在床上”，母亲要去借着黎明前的一丝光亮把尿，虽然挺着大肚子蛮艰难的，但总比尿湿了床要晒稻草好一点。
    床上铺的是稻草，稻草上一张竹编的席子，竹编的席子没法兜住尿，尿会打湿竹席下的稻草，稻草湿了会发霉，必须要弄出去晒，还得刚好有天气才行，这个过程肯定比把尿更复杂而艰难。把尿方便多了，尿地上就行，地是泥巴地，大地具有很好的吸收和消化能力，小孩子的尿不算难消化。农村里说童子尿能治病，这几乎是浪费珍贵药材的行为，但母亲顾不了这么多。
    也有把尿不及时的时候，那就得晒稻草，免不了先听见打孩子的声音，紧接着是孩子的哭声，然后是母亲或者父亲抱着稻草往外走的埋怨声，就像交响乐，从序曲到高潮，必需有严格的递进关系，养成比较严谨而熟悉的流程。
    把完大哥、二哥的尿，天已微微亮起来，屋里就能看得见了，而不需要点油灯。这是一种极其讲究的建筑，乱石头砌的墙上总是会有窟窿，这些窟窿既透气，还透光，要想节约环保，这样的建筑方式和风格是必须要坚守的。
    屋里有光了，母亲便能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，有刚才那瓢井水，和孕妇特权才能吃的生红薯垫底，人显得非常精神，做起事来也呼呼生风。首先要砍猪草，就是把那些杂七杂八的植物砍断，再砍一些珍贵的红薯，放进一口大铁锅里，煮烂以后，就能解决猪的早餐问题，猪才能给家里增加财富，所以这是每天都要做的，如果不做，那就是跟钱过不去，跟钱过不去，人就活不下去。
    但是，情况来了，这很重要，一个马上就要生孩子的母亲，挺着那么大肚子，要端起五六十斤重的猪食，这会不会不太可能，或者说会不会造成对孕妇或者未出生孩子的伤害？我的这次分析，母亲没有理会，说道：“我不端谁端？不吃饭吗？猪不用喂吗？”
    我仔细想了想，看来这次分析是杞人忧天了，从她坚定的连续反问方式，母亲确实做了那些事情，而且没有发生危险，母亲以后的病痛，和我的性格养成等等，不知跟这有没有关系，我没有考证过，必定我还得先考证我出生的具体时间。
    做完这些，父亲抗着锄头从山坡上回来了，身上虽然有被露水打湿，但一定没有钻进过油菜地，因为那样的话会湿透的，而且锄头上有新鲜的泥巴，味道也是新鲜的，以此证明他锄过地。
    吃早餐，这是一天必须要做的，大瓦缸里泡着几十斤萝卜，这样大瓦缸有两三个，尽管如此的多，但萝卜还得精打细算，按人头分。咬一点，让嘴里有味道，然后大口的喝稀饭，不用质疑，肯定不是吃稀饭，是喝稀饭，所以吃早餐是呼呼的声响。
    孩子不用喂，最小一岁半的二哥，生存欲望已经极其强烈，如果不用力喝稀饭，恐怕是难以活下去的，比他大的孩子那就喝得更猛烈，必定稀饭不多，慢了可能只能吃半饱。从小培养竞争意识，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思想。
    喝稀饭时，孩子上身一般是穿了一件单衣服的，下身就没有任何遮挡了，也能便于撒尿，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不能不说这样的考虑很完美，既凉快，又不用使用尿不湿，最主要还能让主要部位没有约束，自由健康生长。长大以后，当我躺在温柔乡里的红绡帐底时，女人能够心满意足、瞠目结舌的称赞我，跟这毫无约束、健康自由的生长发育有关系，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般成长。
    吃完早饭，父亲扛着锄头上山，或者把缸里的水挑满再上山，尽管他老婆快要生了，他依然保持了自己辛勤劳动的固有节奏，这是一个有坚持的农民。他还是得上山，山上有做不完的农活，至于做什么，那就不细说了，有太多做的了，地里杂草得除吧？有的地也要挖啊，还得去田里呢，总之事情是做不完的。不能因为老婆快要生了，给自己找借口不上山，从这方面看，父亲算得上严于律己。
    大姐要去上小学，她肯定是吃完早餐就飞了，留下来可没好事情，两个弟弟就得烦死人，所以嘛，谁生的，就谁管。
    然后，母亲开始洗碗，喂猪，猪圈在几十米外，要提着或者端着几十斤猪食跑几趟，这种锻炼方式比健身房要有效很多。穿过高低不平的地面，准确无误把猪食倒进猪槽里，这一连贯而有极其讲究的锻炼过程，有健身房绝对达不到的效果，况且还不用花钱买月票、年票呐，每天必须要做，这是一种长年累月的锻炼，不是说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”，为了祖国繁荣昌盛，孕妇怎么了？当然还是得做，尽管晚些时候，我就要出来了，依然无法阻止母亲每天固定不变的锻炼，这是穷人为了健康活着，而不得不坚持的信仰。
    人的早餐吃了，猪的早餐也吃了，母亲看似可以暂时修息一会儿，有没有暂时休息一会儿，母亲说是没有的，还有两个儿子需要管教，怎么管教呢？用竹编的围栏，把孩子围在堂屋里，天气好的话，也可以围在院坝里，就像关鸡鸭那样，因为孩子的高度和鸡鸭差不多，这是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，保护孩子是很重要的，祖国未来需要孩子去建设，孩子是祖国的花朵，祖国的未来，当然要围好，不然农村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断送了这未来。
    最小的也一岁多了，可以满地跑或者满地爬了，到这年纪，父母就默认孩子具备了基本的自我照料能力。当然，孩子也可以带到地里去，但孩子会危害到庄稼的安全，所以母亲选择用围栏关起来，自己上山去麦地里拔草。至于围栏里我的两个哥哥，他们可以自由选择，只是得在围栏以内自由选择，哭，或者笑，爬、走、跑、跳，都没有限制，这个围栏还是蛮大的，也是尊重孩子意愿的围栏，是自由的摇篮，哦，自由的围栏。
    清晨的阳光洒满山岗，也照耀着每一块庄稼地，以及庄稼地里的每一个人，汗水滴进土地时，土地能感受到阳光的味道。
    这是一个特别的早晨，或者上午，因为具体时间还没确定好，只能这么说，而且我马上要来到这个世界了，所以，这个早晨或者上午一定是特别的、美丽的，阳光一定是灿烂的，风一定是和煦的，天空一定是湛蓝的。
    母亲走进麦地里，开始弯腰拔杂草，杂草的生命力比麦苗强，怎么也拔不光，所以得天天拔。拔下来的草也不能浪费，有的能喂猪，余下的要背回去晒干做燃料，农村真是样样都是宝啊，没有什么是无用的。
    父亲应该也在不远处的地里，母亲说记不清楚了，这很可惜，在孕妇快要生产时，丈夫在哪里的问题被忽略了，让我的出生变得残缺，这可能就是我命运多舛的第一个原因。
    如果父亲在不远处的地里，有没有与挺着大肚子，埋头拔草的母亲聊几句呢？聊什么呢？聊的话题有助于胎教吗？这些都没有考证了。
    我想，我出生前的画面应该是这样的，清晨（或者上午），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这个贫穷的小山坡，山坡上阶梯一般的地里是嫩绿的麦苗，也有金灿灿的油菜花，和煦的春风在山坡上游荡。一位怀胎十月的母亲，在湛蓝的天空下，时而弯腰把头埋进地里，时而站起来抹一把脸上的辛勤汗水，她心情非常好，因为猪已经喂好了，两个儿子也用围栏围起来了。贫瘠得如残垣断壁的家没什么好呆的，还是在这充满希望的庄稼地里更有幸福感，这位母亲为了生活的希望，也可能是为了胎教，教育即将要出生的孩子学会勤劳，学会热爱土地。
    空气非常的新鲜，没有一点污染的味道，天空还应该有鸟儿在欢乐的歌唱，庄稼地外也应该是开满了各色野花，野花和油菜花地里，蝴蝶和蜜蜂应该是在翩翩起舞，也像勤劳的母亲一样勤劳，和煦的春风把母亲的汗水飘洒入土地，而母亲肚里的我正享受着这最后的胎教，我仿佛听见鸟儿欢乐的歌唱，也应该感受到了蜜蜂和蝴蝶的翩翩起舞，也感受到了明媚阳光的照耀，还有母亲幸福勤劳的笑脸，我必须得这样记录下来，必定是我自己要出生了。
    突然，母亲感觉到肚子痛，因为已经生了三个孩子，经验是相当的丰富了，加上生活对母亲严格的摧残和锻炼，生孩子这事算不得大事，甚至比不上卖肥猪时那样的让人觉得幸福。必定猪是卖钱，生下孩子来是花钱。
    母亲觉得我不太懂事，怎么能在劳作时乱动呢？可孩子在肚子里，还不能进行有效的打骂教育，只能坐在地里，休息一会儿，希望阵痛能快点结束，必定草还没拔完呢。
    可是，阵痛没有结束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根据经验判断，应该是要生了，此时站起来是不行的了，虽然也听说有人站在地里，或者树下把孩子生下来了，但母亲没有站起来，已经生了几个的经验告诉她，站起来比坐在地里累。此刻，她强忍着剧痛，这剧痛应该与刽子手折磨英雄的先辈不相上下，甚至会更糟糕一些，母亲此刻应该想到了那些英雄的故事，因此身体里充满了力量，她威武不屈的展望四周庄稼地，激情高昂地呼喊着丈夫的名字。
    呼喊声在山坡上盘旋，应该是和煦的春风把呼喊声传递到了丈夫的耳朵里，就是我父亲的耳朵里，他以矫健的步伐来到母亲身边时，母亲已经双手捧起孩子，孩子的脐带还连着母亲，此刻不知道有没有喊什么高大上的口号，母亲说不记得了，但是父亲手里的锄头对于脐带显得有些高射炮打蚊子，于是，跑回家里取来一把剪刀，几张破布，伴随着我的一声啼哭，山坡变得热闹很多了，洋溢着生命茁壮成长的气息，从此，麦子地里也有了故事。
    所以我的小名叫：麦子，麦子地里生的嘛。
    母亲说的后来怎么抱我回家，怎么清洗等等，我已经没有记录了，我在算我来到这个时间的精确时间，经过一番推算，我觉得，生我时应该是八点至九点之间，母亲没有反对，并且确认了：“应该是那个时候，因为你刚生下来，过来了一个邻村的人，我问了他几点了，他好像说八点，还是九点，反正差不多。”
    那就是确定在八点或者九点，这一个小时范围是我需要追寻一生的时间，那个过路的邻村人死得太早，没法问他了。据说在山上看见人生孩子不吉利，不知他的早死与这有没有关系，他要是还活着，如果可以告诉我出生的具体时间，我可以免费给他算一次，告诉了我这么重大的信息，我应该可以给他算精确一点，精确到什么时候死，这样便可以提前准备。
    暂时是没办法了，只能精确到这个时间，我收起笔记本，看来二斤猪肉没有白买，时间被缩小在一个范围，准确来说是辰时，虽然有可能过了九点，就是下一个时辰，我养父给我算命时，也是按辰时算的，早知这样，不用买二斤猪肉了。
    我买二斤猪肉，去找母亲打听我出生的准确时间时，我是因为刚刚跟养父学算命，那年我十二岁，首先对自己的命感到特别好奇，所以去打听时间，主要是觉得自己的命不是那么的好，会不会是时间记错了，要是记错了的话，我的命算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。
    我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时，那年我八岁，听见一个人骂我养父，在听到这骂声前，我还不知道他是养父，我一直以为他是母亲和父亲的双性合体，但是我叫他爸。
    为什么骂起来，多半是因为对算的命不满意，我这算命的爸不如后来的我，他怎么算的就怎么说，不像我知道看人下菜，有些话不能说，说了会遭骂。养父当着面被人骂还是极少见的，背后有多少人骂过这也无所谓。
    张寡妇是少有的算命算骂起来的，算命又不给钱，给几个鸡蛋，或者一筐红薯，或者什么也不给，但老是要找到家里来算命，主要是问她的白马王子什么时候上她的床，有时候也要求算算她还会有几个孩子。
    我养父当然是如实告诉她：“你的八字中印星官杀太重，地支伤官，宫遭三刑，嫁谁谁死，张幺妹，你还是别嫁了。”
    很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我养父觊觎张寡妇，甚至他们在油菜花正艳时，也曾有过浪漫的时候。
    八岁的我已经很机灵了，听见那个妇女骂：“你这个瞎子五保户，活该断子绝孙。”当我听到句时，我是准备冲出去拼命的，我虽然小，但是知道这句话的意思，怎么会断子绝孙呢？我不是爸的儿子吗？难道你这样骂，不是要咒我早死，长不大吗？
    好在瘦小苦干的我没有冲出去，要是真冲出去，可能真的把自己小命送了，只用透过门缝，我能看是张寡妇，我认得她，像头膘肥体壮的大肥猪，我怎么能是大肥猪的对手呢。她骂的其它的我记不住了，但是我听见她说：“你的儿子谁不知道是李文白家的老四，你也姓李，就能当是自己儿子吗？不要脸，狗日的李瞎子……”李瞎子也可能带着笑容回一句：“我日你……”
    我当时脑袋是嗡嗡的响，看着养父没有反对，一声不吭，我知道，张寡妇骂的可能是实情。别人骂他时，他从不反骂回去，因为他早把对方的命算过了，没有必要骂，什么时候死在那摆着呢。
    我亲生父亲李文白，我养父也姓李，大家叫他李瞎子，以至于忘记了他的全名，我知道，叫李阔。他并不全瞎，能看见一些，但出去算命时是装着全瞎的，我自小就牵着他到处走，他像真全瞎一样跟在我身后，回到家里时才会脱下这伪装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