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大多数时候，朝廷是不鼓励民间多酿酒的，有时候还会直接下令禁止，就是害怕浪费粮食。酿酒要用粮食，越好的酒用的粮食越好，用量还不小，都把粮食拿去酿酒了，不够吃怎么办。
    成祖皇帝那时还是太子，监国理政总揽朝局的那种，他不顾众人反对，坚持了自己的观点。
    成祖皇帝的理由很简单，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当然不能鼓励酿酒了，可易州的问题恰恰相反，他们是粮食多到吃不完，还运不出去，不如酿成酒再运出来卖，总比粮食白白放坏了来得好。
    成祖皇帝的初衷是很好的，在当时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说易州的东西不好运，并不是真的运不出来，而是路途艰难成本高昂，若是粮食这样体积大分量重单价低的，运送起来毫无价值。
    可是酒就不同了，尤其是好酒，利润高达几十倍乃至上百倍，是能给朝廷增收的。
    从中宗后期开始，一直到整个成祖年间，再到睿宗前期，易州上上下下都在忙着酿酒，官家在酿，私人也在酿，还出了“碧玉”和“秋水”两种贡酒，声名远播大衍各地和周边各国。
    当然了，成祖皇帝在给易州特权的同时也是给他们划了死线的，必须无条件遵守的死线。就是每年用于酿酒的粮食不能超过当年粮食产量的一定比例，且各地常平仓的存粮必须超过一定数量。
    要是有人做不到这两条，那个郡县以后也别酿酒了，粮食再多也要老老实实放着。
    睿宗皇帝上位后，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管控，他或许是在担心，酿酒业的利润太高了，底下的人会阳奉阴违铤而走险，不把他们管得严点，所谓的死线根本就守不住，那是动摇国本的大事。
    睿宗皇帝的担心不无道理，没有成祖皇帝强大的威慑力，有些事的确应该合理收缩。
    但是到了先帝登基，由于易州上缴的利税减少，他又放宽了对这方面的要求。
    于是，睿宗皇帝曾经的担忧变成了现实，可是直到现在，朝廷也没意识到这点。
    仅从易州上缴的利税判断，他们每年的酿酒量是合理的，绝不影响正常的粮食储备。可事实上，现在的易州已经不是当初的易州了。成祖年间，上缴朝廷的是大头，当地人得到的只是小部分。
    而从先帝年间到现在，朝廷收到的那部分利税，之于易州人已经不算什么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以前易州人酿酒，那是用吃不完的粮食，酿的也是普通酒，颇有点变废为宝的意思，当然值得鼓励。
    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易州人的酿酒技术越来越好，彼此争奇斗艳推陈出新，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是越来越高，而且很多人用的是最好的粮食，差的反而不肯要，都怕影响了自己酿的酒。
    这是从上到下的一股风潮，人们根据本能追寻着利润而行，起初也有官员感觉不妥，但是酿酒行业涉及到太多人的自身利益了，有官家有商人也有普通老百姓，根本不是个人力量可以阻止的。
    于是成祖皇帝昔年划下的死线成了虚设，易州每年酿酒用的粮食远远超过了那个数。
    更糟糕的是，每个来易州赴任的官员都会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个旋涡，谁也抽不开身。前任的亏空不可弥补，告发上去恐怕别想活着离开易州，所以后来人越来越疯狂，什么存粮都敢动用。
    今年地动发生之前，朝廷保守估计易州的粮食够吃三年，救灾根本不是问题。
    可实际上，易州这个冬天的粮食够不够吃还不好说，他们的存粮已经没了。
    李县令口才不错，从头到尾说得清清楚楚，君律和姜源听完什么疑问也没了。
    大衍总共有十三个州，易州算是比较富庶的，可就是这样一个易州，竟然名不副实。又或者说，易州的表面还是很光鲜亮丽的，但是他的里子，真的是没法看了，典型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。
    君律不想评价易州这群没有立场随波逐流的官员，但是他觉得，最大的错不是他们的。这是先帝的错，这是今上的错，没有成祖皇帝的魄力和威望，你们老老实实学睿宗皇帝不好么。
    易州是成祖皇帝自己带兵收回来的，他随便说句话，易州谁敢违背，根本没人。
    睿宗皇帝或许不如他的父亲强势，可是他看得清自己也看得清形势，该放弃就放弃该收缩就收缩。
    易州太远路又太险，很容易就形成所谓的国中国，这是地理条件决定的，人力不可改变。成祖皇帝压得住，他让易州自由发展没关系，睿宗皇帝担心失控，就加强了控制，不许他们自由放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