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厢房，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、荨麻和野生的大麻。这幢厢房的屋顶生了锈，烟囱半歪半斜，门前台阶已经朽坏，长满杂草，墙面的灰泥只剩下些斑驳的残迹。这幢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，后墙朝着田野，厢房和田野之间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。那些尖头朝上的钉子、那围墙、那厢房本身，都有一种特别的、阴郁的、罪孽深重的景象，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这样。
    要是您不怕被荨麻扎伤，那您就顺着通到厢房的那条羊肠小道走过去，瞧瞧里面在干些什么吧。推开头一道门，我们就走进了前堂。在这儿，沿着墙，靠火炉的旁边，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破烂东西。褥垫啦，破旧的长袍啦，裤子啦，细蓝条子的衬衫啦，没有用处的破鞋啦，所有这些破烂堆在一块儿，揉得很皱，混在一起，正在腐烂，冒出一股闷臭的气味。
    看守人尼基达是个年老的退伍兵，衣服上的军章已经褪成棕色。他老是躺在那堆破烂东西上，两排牙齿中间衔着一只烟斗。他的脸相严厉而枯瘦，他的眉毛滋出来，给那张脸添上了草原的看羊狗的神情，他的鼻子发红，身材矮小，虽说长得清瘦，筋脉嶙嶙，可是气派威严，拳头粗大。他是那种心眼简单、说干就干、办事牢靠、脑筋迟钝的人。在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安分守己，因此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。他打他们的脸，打他们的胸，打他们的背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，相信要是不打人，这地方就要乱了。
    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宽绰的大房间，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内的话，整个厢房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。这儿的墙壁涂了一层混浊的淡蓝色灰粉，天花板熏得挺黑，就跟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。事情很清楚，这儿到冬天，炉子经常冒烟，房间里净是煤气。窗子的里边钉着一排铁格子，很难看。地板颜色灰白，满是木刺。酸白菜、灯心的焦味、臭虫、阿摩尼亚味，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，您一进来，这种臭气就使您觉着仿佛走进了动物园。
    房间里放着几张床，床脚钉死在地板上。有些穿着医院的蓝色长袍、按照老派戴着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。这些人都是疯子。
    这儿一共有五个人。只有一个人出身贵族，其余的全是小市民。顶靠近房门的那个人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，唇髭棕红发亮，眼睛沾着泪痕，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，瞧着一个地方发呆。他一天到晚伤心，摇头，叹气，苦笑。人家讲话，他很少插嘴；人家问他什么话，他也总是不答话。人家给他吃食，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，喝下去。从他那痛苦的、喀喀的咳嗽声，他那消瘦，他那脸颊上的红晕看来，他正在开始害肺痨病。
    他旁边是一个矮小活泼、十分爱动的老头，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、长着跟黑人那样鬈曲的黑头发。白天，他在病室里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，或者坐在床上照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。他像灰雀那样不住地打唿哨，轻声唱歌，嘿嘿地笑。到了晚上他也显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。他从床上起来祷告上帝，那就是，拿拳头捶胸口，用手指头抓门。这是犹太籍傻子莫依谢依卡，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的时候发了疯。
    在第六病室的所有病人当中，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许，可以走出屋子，甚至可以走出院子上街。他享受这个特权已经很久，这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，又是一个安分的、不伤人的傻子，本城的小丑。他在街上给小孩和狗包围着的情景，城里人早已看惯了。他穿着破旧的长袍，戴着可笑的睡帽，穿着拖鞋，有时候光着脚，甚至没穿长裤，在街上走来走去，在民宅和小店的门口站住讨一个小钱。有的地方给他一点克瓦斯喝，有的给他一点面包吃，有的给他一个小钱，因此他总是吃得饱饱的，满载而归。凡是他带回来的东西，尼基达统统从他身上搜去归自己享用。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，怒气冲冲，把犹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来，而且要上帝做见证，赌咒说他绝不让这个犹太人再上街，说他认为这种不安分守己的事比世界上任何什么事都坏。
    莫依谢依卡喜欢帮人的忙。他给同伴们端水，他们睡熟了，他就给他们盖被。他应许每个人说：他从街上回来，一定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小钱，给每个人缝一顶新帽子。他还用一把调羹喂他左边的邻居吃东西，那人是一个瘫子。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，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，而是模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举动，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。
    伊万·德米特里奇·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，出身贵族家庭，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，害着被虐狂。他要么躺在床上，蜷着身子，要么就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仿佛在锻炼身体。他很少坐着。他老是怀着一种朦胧的、不明确的担心，因此总是激动，焦躁，紧张。只要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，他就抬起头来，竖起耳朵：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？是不是有人在找他？遇到这种时候，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和憎恶的神情。
    我喜欢他这张颧骨很高的宽脸，脸色老是苍白而愁苦，像镜子那样映出一个被挣扎和长期的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。他这种愁眉苦脸是古怪而病态的，可是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来的细纹，却显出智慧和理性，他的眼睛射出热烈而健康的光芒。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，他殷勤，乐于为人出力，除了对尼基达以外，对一切人都异常体贴。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，他总是连忙从床上跳下来，捡起那件东西。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们道早安，临睡也要向他们道晚安。
    除了他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并且露出愁眉苦脸以外，他的疯病还有下面的表现。每到傍晚，有时候他把身上的短小的长袍裹一裹紧，周身发抖，牙齿打战，很快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，在床铺之间穿来穿去。看上去，他仿佛在发高烧。从他忽然站住，瞧一眼同伴的样子看来，他分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，可是大概想到他们不会听他讲，也听不懂他的话，就烦躁地摇摇头，仍旧走来走去。然而不久，说话的欲望就压倒一切顾虑，占了上风，他管不住自己，热烈奔放地讲起来。他的话又乱又急，像是梦呓，前言不搭后语，常常叫人听不懂，不过另一方面，不管在话语里也好，声调里也好，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。他一讲话，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，又是正常的人。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。他讲到人的卑鄙，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，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，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。结果他的话就变成由许多古老的，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