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与赴里从相识到相知，经历了一个艰难的碰撞过程，最终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。我对他走过的人生旅程和他正在进行的“填补我国笔迹微机管理空白”的科技攻关活动，有了彻底的了解。
    他的名字本来不叫“赴里”，而叫“富理”。当他立下填补我国笔迹微机管理空白的志向时，他便把老父亲在他呱呱坠地那一刻起的，寓“富贵荣华”、“知书达理”于其中，已叫了45年的“富理”这个名字改为了“赴里”，以示他赴汤蹈火，勇往直前，“鸿鹄高飞，一举千里”的决心。父亲已经作古，他没有征得父亲的同意，也无法征得父亲的同意。他深信，父亲在天有灵，肯定会支持儿子的这一选择。
    这是1980年春天的事，时年他45岁。俗话说：有志不在年高。他用自己的行动从另一方面作了补充：立志不分迟早。照常规思维：人到中年万事休。45岁，日过中天，直逼西山，已是人生休整、回忆、享受的阶段，要干出一番伟业，精力、智慧、时光均不足。而他却认为：人到45岁，正是人生成熟的最佳年华，经受了风风雨雨，跨过了坎坎坷坷，冷暖心头知，黑白眼中晓，后面要走的路与前面走过的路相比较，可以少拐弯，少跌跤，也能少受欺，少遇骗。“莫道桑榆晚，余霞尚满天。”观古往今来，真正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，是那些大器晚成者。他从1952年起就参加文字案件的鉴定工作，那时他年仅17岁。28年来，他侦破、鉴定了2600多起案子，每起案子，涉及到多少嫌疑人，他就要鉴定多少人的笔迹。先是将现场的字，其明显的笔迹特征描出来，再描下嫌疑人的笔迹，逐字逐字地比对。浏阳有起案子，涉及到一万多嫌疑人，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半年时间，才鉴定完所有人的笔迹，最终将犯罪分子抓获。也正是从这28年的艰苦实践中他深深感受到：靠传统的人工操作鉴定笔迹，太费时，太费力，影响案件的及时侦破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。如果能利用先进的微机进行管理，人工操作半年的事，微机只需几分钟就处理完毕，那将是超越历史的飞跃。他想到的事，就要去干。这不是空想，这不是蛮干。先进的微机摆在面前，就看如何运用，如何操作。他从事28年文检工作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。他游览名胜古迹，最喜欢的是诗词碑文，他漫步大街小巷，最留意的是门牌匾额。就连在公共食堂买饭买菜，他最爱看的是小黑板上公布菜单的字迹，古人、今人、贵人、凡人，留下的所有笔迹，均纳入他的眼底，既总结出共性，又分析出个性。
    他想干的事，一定能干好。他相信自己的力量，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，肯定一事无成。要干成一件事，不能没有时间。龚赴里缺少的就是时间。当时，他担任七科科长，日常工作忙得团团转，根本顾不上考虑他的“攻关”。“机会”终于来了，他患胃出血，被送进医院治疗，他抓住这一间隙，设计出了理想的主攻方案。
    立志在坚不在锐，成功在久不在速。龚赴里持之以恒十三年，夙愿终成现实。就在我采访他的这年春天，他创造的“笔迹微机管理检索系统”得到了公安部的高度评价，准确率达到98%以上。同年9月，在海南召开的全国公安科技计算机应用评比会上，专家们一致认为他的“笔迹微机管理检索系统”功能齐全，速度快，准确率高，操作简便，代表了我国目前应用计算机管理与检索识别笔迹的最高水平，填补了我国公安笔迹识别技术的空白，因而一举夺得第一名。紧接着，公安部技术职称领导小组对他这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老公安战士、科技工作者，破格评定为高级工程师；公安大学聘请他担任兼职副教授；湖南省公安厅为他记二等功；湘潭市人民政府给他记大功，并授予市级劳模称号；公安部拨了专款要求尽快推广他的科研成果。
    如今，在他的遗像前，在他的灵堂里，在他的骨灰盒旁，更是撒满了鲜花，充满了赞语。1996年4月，公安部追授他为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；6月3日，中共湖南省委、省人民政府作出《关于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龚赴里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》并追认他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。然而，在他未取得成功之前，在他寻觅、探索的羊肠小道上，却铺满了坎坷荆棘，充满了虎吼狼啸。在我采访他时，他对承受的艰辛、痛苦和有过的迷惘、拼搏作了如下的叙说：
    “我认为原有的笔迹鉴定工作很繁重，很麻烦，有先进的电脑为何不利用。我在庐山参加全国笔迹鉴定工作会议，我提出了这一设想，与会的40多位学者专家没有不摇头的。但我既然想到了，我就要了却这桩心愿。当然，从我的知识水平、经费来源、身体条件，都是不适应搞这项科研的。我小时候读到小学三年级时，父亲病逝，我丢掉书本，拿起了讨米棍，此后再没进过学校门。我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工资收入，妻子下岗在家，亲戚朋友中也没有大款，要弄到大笔经费投入科研是不可能的。我患有多种疾病，随时随地都有倒下再也起不来的危险。不过，我也有三个有利条件。一是我做事有毅力，想干的事就要干到底，谁都阻挡不住，失去的再多也在所不惜。二是我有几十年的公安工作经验，侦破、鉴定的案件有2600多起，这是教授、学者们与我不能比的。我看过很多人的字，积累了几大本，几十万字的资料。无论什么字拿到我手上，我很快就能判断出是出自谁的手笔。三是我肯动脑子，从无懒惰的习惯。
    “我的目标是要成功，但我也做好了失败的思想准备。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奋斗者，真正能登上科学高峰取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数。成功的路，是用失败者的身躯垒成的。我失败了，为后人留下教训，做块垫脚石，以免少走弯路。我甘愿做科学道路上的牺牲者，哪怕身败名裂，哪怕倾家荡产。有了这个思想基础，我在实施每一个工作步骤的过程中，便显得沉稳平和，不急不躁。没有地方给我科研经费，我就发动全家省吃俭用，从牙缝里一分一分地挤，从穿着上一分一分地抠，小儿子恋爱七年，我要他一年又一年地推迟婚期，他已接近而立之年，还没有结婚。全家人将节省的钱，全部供我用于科研。我为了弥补文化水平低的缺陷，对3500多个汉字逐字进行研究从中摸索出规律。在此基础上，我再分析、掌握人们书写的共同特征。人的书写活动是动态表现，随意性比较大，一个人写的字也是千变万化，受各种内外因素影响，文化程度、书写时的心境、身体状况、书写工具、书写姿势、书写速度，等等，都会在字迹上发生无穷无尽的变化。它不像指纹那样固定。例如三点水，就有三横式的，有上一单点，下两联点的，有一点一竖的。有的字可以对照，有的字不能对照。如‘打’、‘我’二字，‘打’字不能与‘我’字相对照。为了确定特征字，我用整整一年的功夫，统计了500多封信，每封信都在500字以上。一个字一页，信中相同的字出现多少次，我就统计多少次。输入电脑的特征字不能太多，那样，不仅检索麻烦，而且被检索的对象也就太多。最终，我从几千个汉字中，挑选出了71个特征字，作为定型的版本。我一个人在两三年的时间里，完成了七个人五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。这中间吃的苦，受的累，简直无法言表。
    “这种苦，这种累，都算不了什么。最难对付的倒是人为的障碍和阻力。现在，好些不干事，不管事，不想事的人过得很舒服。正直、肯干事的人，却要吃亏，因为这种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都有独立干事的能力，所以就不爱吹牛拍马。不会吹，不会拍的人，弄不好就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和迫害。有的当权者看起来是知识分子，其实并没有知识，只不过是花钱买了或是用时间混了一张文凭，而这种人最看不顺眼，最嫉恨的就是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，生怕危及自己手中的权力。所以，有真才实学的人就被压，就挨整。这点，古人早有总结，‘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’。
    “其实，我算不上知识分子，因为我没有文凭。我只不过是要求自己像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样，做点实实在在的事。开始，我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系统试验是悄悄进行的，全是利用晚上和节假日。纸包不住火。还是被人发现了。有人告我的状，说我用公家的电，用公家的纸，每晚躲在办公室写色情小说，卖给书商，捞钱。湘潭市政法委派任欣武同志来调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才迫不得已讲了真实情况。任欣武同志为我愤愤不平。
    “既然事情已经公开，我要求提供科研场所。可有人就是不给。我趁部分科室搬迁新办公室之机，在这栋旧办公楼的楼梯底下占了这间别人都不肯要的房子做办公室，又从废物堆里捡了几把不是断了腿，就是缺坐垫没靠背的旧椅子，我运用自己年轻时掌握的一点木工技术，拼拼凑凑作了修理，将就着用。
    “我申请科研经费，分文不给。我向省公安厅秦宏斌处长、向市政府孔令志市长各要了一万元，到了局里账户上，不但卡着不给，还全部被挪作他用，一分不剩。我当时好心酸，两万元，赌徒一夜就输在牌桌上，大款一夜就花在了夜总会，我搞科研要用两万元，为什么这么困难？
    “我一切可以不要，但你无法捆住我的手脚，无法捆住我的心。我是在工作，我不怕。你想我搞不成，我不上这个当，我要以此为动力。我估计还会有更大的障碍和阻力。果然，给我戴上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，撤了我的科长职务，让我靠边站了几年。在党员重新登记时，我差点成了‘缓登记’对象。总之，有人要整你，处处可以找到借口，红的说成白，白的说成黑。我斗争的办法只有一条，不变应万变。‘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’，我不管受到什么打击，遇到何种刁难，哪怕泰山崩于前，迅雷震于顶，我还是走我的路，搞我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试验。只往前走，决不后退。
    “这种时候，一个亲切的眼神，一声温暖的问候，对我来说，都是一股巨大的力量。在我经受折磨和灾难的日子里，当时的副局长何稚梅、局纪委书记康人全等领导和同志，都在暗中给了我支持。我能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，与这是分不开的。1990年，我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试验取得突破性的进展。眼看一个童话即将成为现实。一贯整我的人又使出新的手段，说我自高自大，说我图名图利。我心里暗暗好笑。这是整人的人的惯用伎俩，当你奋斗时，他千方百计阻碍你；一旦你失败，他站出来指责你没用；一旦你成功，他跳起来斥骂你自高自大、图名图利。我崇拜会种田的农民，我崇拜会破案的侦查员，对妄自尊大的当权者，我不但不崇拜，反而看得一钱不值。面对这种人，我就是要自高自大，我为社会的发展，人类的进步，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赤诚的心血，党和人民据此给我名给我利，我感到光荣，感到骄傲。我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图这个名图这个利。其实一切名利，都要送到火葬场去，唯有人品人格不能丢。我没有上这种人的当，依然大步走我的路，1991年5月，市公安局党委正式通过这个项目，并报国家公安部立项，还调来大学生罗义、谭清辉和从事几十年笔迹技术鉴定工作的老公安肖云升——就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一位，与我一起攻关。
    “1992年初，局里新调来党委书记、局长傅国保，他这个人个子不高，貌不惊人，但魄力足，心胸宽，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，像个当领导的样。他对这个项目全力支持，大开绿灯。要不，我们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重大突破。”
    如今距这次谈话已经三年，我仍清晰地记得，赴里说到这里时，瘦削、寡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，他激动地拿出许多资料给我看，其中，有他们在1993年1月定下的第一版本。这个版本报到省公安厅，经两场测试，并由长沙、衡阳两市公安局使用了两个星期，获得成功。公安部通过了专家鉴定，评价很高。他还告诉我，全国搞这个项目的有多家，搞成了的只有三家。他和他的同事们是这三家之一。1993年9月，公安部将三家集中到海南岛，进行测试，目的是集中三家的优点，然后以一家为主，向全国推广。那两家都集中几个人，试验了几年，花了几十万元。在这次测试中，龚赴里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系统的各项指标比他们两家要强。公安部最后确定：将龚赴里的科研成果向全国推广。
    龚赴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关键时刻，如果没有傅国保局长的鼎力支持，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，我恐怕难以捷足先登。”
    龚赴里已经领先一步，但感到奇怪的是，在国家公安部拨了专款，要求尽快推广的情况下，他这个怪人却不同意推广。推广，对国家来说，笔迹检验跨入世界先进行列，节省难以估算的人力物力。推广，对个人来说，有了名，有了利，有了别人的刮目相看，扬眉吐气，有了灿烂辉煌，鹏程万里。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