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承志在挑选新人的时候,中国高层的领导人正在商讨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。。
    这就是,这次军事行动的规模。
    显然,军方极力主张把事情做彻底,即出动主力部队攻占危地马拉全境,铲除军人独裁政府,然后在危地马拉进行全国大选,建立民主政权。政府高官则持相反的立场,认为应该尽可能的缩小军事行动规模,以攻占危地马拉城为主要目的,协助**游击队组建临时政权。
    为了这件事,席存瑞在半个月内召开了八次军政会议。
    说白了,如果连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没订下来,又如何采取军事行动呢?
    当然,席存瑞非常清楚军方与政府的矛盾在哪。
    十多年来,中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,甚至没有参与过太多的局部冲突,军队早就闲出毛病来了。虽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,中**队没有闲着,在世界各地都有行动,但是大多仅是规模很有限的特种作战行动,军方没有获得多少表现的机会,中国甚至没有因此而颁布与军事行动有管的法令。
    可以说,出兵危地马拉是大战之后,中**方获得的第一次打大仗的机会。
    显然,对于那些时刻都想打仗的将军来说,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,把一场局部冲突发展成地区战争,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。
    只不过,这绝对不是军方主张大打的关键原因。。
    更深层次的原因。还是军方与军火商的关系。
    大战结束之后,中**队的处境非常艰难,大规模裁军、全方位的军事改革、三军司令部被整合到了国防部之下、文职军人掌权等等,都对原有的军队秩序产生了严重冲击,让很多军人因此失业。
    别的不说,大战结束的五年中,中**队有近两千名将军提前退役。
    虽然取消准将的改革没能推行下去。准将军衔依然保持了下来,但是到一九五五年底的时候,将领的数量已经由大战期间的五千多人减少到了三千多人。而且到一九六零年进一步缩减到了不到二千五百人。
    军人的待遇尚且如此,就更别说装备项目了。
    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,就有八成的装备项目下马。很多已经进入采购阶段的装备项目都被撤消。拿海军来说,当时已经在建的战舰中,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保存了下来,其他的全部在船台上拆毁。
    直到一九五六年,中**队才开始重新采购新式重型装备。
    显然,在这个艰难时期,军队的发展建设能够勉强维持下去,靠的不是政府,而是各大军火商。
    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,但是根据民间调查机构给出的结论。在一九五六年之前,规模最大的十二家军火企业至少为军方提供了二十亿华元的援助,只不过大部分援助都没有违反法律。比如,军火商主动承担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,把维护保养已有装备的价格压到最低。
    可以说。如果没有这些帮助,中**队肯定会出问题。
    要知道,在一九五六年,也就是中德关系正式决裂,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中德冷战正式拉开序幕,中**队的很多武器装备都停留在大战时期的水准。。根本不可能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。
    虽然德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,但是没有好的武器装备,就意味着在下一场战争中需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。
    如果没有军火商的积极参与,恐怕中**队的很多装备项目都无法正常启动。
    问题是,羊毛出在羊身上。
    军火商是商人,即便不排除有部分军火商是坚定的爱国者,会为了国家与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。但是这绝对不是说,军火商就会做亏本买卖。更重要的是,大型军火企业都不再是某个人当家做主,与企业有关的都得由董事会决定,而并非所有、甚至并非大部分董事会成员都愿意做亏本买卖。
    军火商在军队上的投入,迟早会成倍的、甚至数十倍的收回去。
    对军火商来说,最大的回报就是得到军队的订单,而要让军队下达订单,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一场战争。
    也正是如此,很多人都认为,民族独立运动背后就有中**火商的身影。
    只是,殖民地的独立运动,基本上与中国没有关系,而且战前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,即英国在战后迅速改变了立场,公开宣布放弃所有殖民地,甚至向新成立的国家移交了殖民地占领军的物资与资源。至于法国的殖民地,在大战结束前就被瓜分完了。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殖民地并不多,而且受到的影响也不大。
    总而言之,殖民地的独立运动,并没有让中**火商尝到甜头。
    中**火商需要的是一场由中**队直接参与的,至少是针对某个国家,最好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大规模战争。
    显然,危地马拉与中美洲地区就符合这个基本条件。
    如果这场军事行动演变成大规模地区战争,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,最大的受益者都是中国的军火企业。
    后来有人做过统计。在一九六六年,中**方的军火、即弹药订单,总价值仅有三十四亿华元。如果把采购核武器的费用排除在外的话,那么用于采购常规弹药的费用实际上还不到十五亿华元,采购的子弹不到五亿发、炮弹不到三千万枚、炸弹总共才一万五千吨,战术类常规导弹仅一千二百枚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,中**方的军火订单猛增到一百六十七亿华元,其中用于采购常规军火的达到了一百二十八亿华元,总共采购了一百二十亿发子弹、三亿五千万枚炮弹、十六万八千吨炸弹与五万枚战术类常规导弹,与上一年相比,增加幅度超过了百分之一千。
    这是个什么概念?相当于让生产弹药的军火企业的年利润提高了十多倍。
    有趣的是,并非所有的军火订单都留在了国内。
    关键就是,很多军火企业没有做好准备,也就无法接下军方递来的大单。比如,枪弹与小口径炮弹的产能就严重不足,当时就算全部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,也无法及时完成军方下达的订单。显然,前线的作战部队可不会等着弹药生产出来才跟敌人打。结果就是,中**方不得不从海外订购弹药,即从友好国家那里购买弹药,或者是向友好国家的军火企业下达订单。只是,这依然无法解决问题。到最后,中**队不得不从友好国家的军队那里借用弹药。最典型的就是,日本的国民自卫队就为以出借的方式,为中**队提供了十亿发子弹与五千万枚小口径炮弹。当然,这也与日本在战后定下的和平宪法有关,即日本本国生产的武器装备,仅用于自身防卫,不得用于出口。即便中国是日本的“宗主国”,而且日本的和平宪法是由中国占领军制订的,但是法律就是法律,中**队也不能超越日本的法律,就只能从日本国民自卫队借用军火。
    当然,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    总而言之,最想打仗、打大仗的绝对不是军人,而是军火商。
    如果再往深处看,中国的其他企业家、以及银行家也脱不了干系。这就是,军火业属于终端产业,而在其上游还有钢铁业、化工业、采矿业等等中游产业,而这些企业的利益也与战争有关。
    说白了,武器装备都是用钢铁制造的,弹药里都需要炸药。
    只要军火生产线运转起来,就需要大量的钢铁、橡胶、炸药、塑料等等,从而为上游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。
    把这些企业联系到一起,并且在背后给予支持的则是银行家。
    原因很简单,任何一家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时候,都需要银行贷款,而大型银行在提供贷款的同时,会对企业进行渗透,比如在董事会获得席位,甚至直接收购盈利较好的企业的股票,成为其主要股东。在大战期间,中国的军火企业都在急剧扩张,而且在战争结束前的盈利状况都非常良好。结果就是,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里都有银行委派的董事会成员,而且有银行的注资。即便没有遭到银行入侵的军火企业,也从银行获得了贷款,而贷款与利息正是银行控制军火企业的把柄。
    说白了,如果军火企业没办法盈利,银行的投资就将亏本。
    为了不做亏本买卖,银行家自然会设法让军火企业盈利,而为了让投资有价值,就更需要让军火企业有极高的利润率了。
    显然,一场大规模战争,才能给银行家带来足够高的利润率。
    要知道,在银行家眼里,绝对没有爱国主义,一切都是为了赚钱。
    由此可见,中国的金融业、钢铁业、化工业、矿业、军火业是绑在一起的,军火企业只不过是战争的直接代言人罢了,而那些叫嚣着扩大战争规模的将军,也仅仅只是军火企业的代言人。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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