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叫你全部推到他头上，可你好像没这样做。”苏菲说。
    杨光瘪了下嘴，“那有什么用，我撒谎你们都能看出来，我才十八岁，要坐牢吗？”
    “十八岁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法律责任。”
    “这样啊……”杨光失望地垂下头，这种反应就像听说店里的原味薯片卖完了一样，苏菲想，也许他是对坐牢没什么概念，或者是已经没有能量再表达情绪。
    接着，二人又询问了案件的一些细节，杨光的态度称得上“供认不讳”，四小时后，这场审讯结束，苏菲想起一件事，问：“那天在网吧，你在电脑上看到了什么，被吓成那样？”
    杨光皱眉，说：“我电脑黑屏之后，屏幕上突然冒出一行字——‘模仿我很开心吗’，我当时不敢跟你们讲，回去之后我做了噩梦，梦见真正的‘凭栏客’来要我的命了！”
    “‘模仿我很开心吗？’”苏菲一脸震惊，对我说：“‘凭栏客’在警告他？”
    “‘凭栏客’确实懂黑客技术，可他怎么会知道这小山村发生的案件？值得查一查！”
    审讯至此结束，外面等待已久的执法进来，杨光即将被带走的时候，他颓然地问道：“姐姐，我是不是不可救药？”
    “你也只是本性的奴隶罢了。”苏菲说，“祝你好运！”
    之后的取证工作就交给当地的执法去进行处理了，四人回到村里后又去查网吧的电脑，顾凌又反复去检查了当时杨光用过的那台电脑，说：“现在是恐怕什么都查不出来了，这台电脑装了硬件还原，之前的记录都被清楚掉了，几乎看不出来有被入侵的痕迹。”
    我问：“那换做是你，你要怎么做？”
    “先入侵局域网，然后编个小程序去控制这台电脑……”顾凌说着就点开局域网查看，“这里可以看到其它电脑上的内容。”
    苏菲环顾四周，提出一个猜想，“有没有另一种可能，‘凭栏客’当时就在这里！”
    我去柜台取来上网登记薄，翻看的时候他注意到上面有几个身份证号码出现得过于频繁，而且是一模一样的笔迹，找老板问，老板讪笑着说：“这几个是常客。”
    “你说实话，我们不是来找网吧碴的！”苏菲说。
    “我说的就是实话。”
    “我们怀疑有一名通缉犯来这里上过网，你不希望这里出人命案吧？”我说。
    被这样一吓唬，老板脸都白了，说：“可不能啊，那我网吧就开不下去了，这些都是我外甥、侄子的身份证号，村里有些未成年的孩子来上网，就用这几个号码应付一下，我要不挣未成年的钱，网吧就维持不下去，毕竟村里也没啥客源，唉，不容易呀！你们可千万别和执法所说哦！”
    “你见过这个人吗？”我掏出“凭栏客”的画像。
    老板辨认半天，摇头。
    我叫他先去吧，拿着登记薄研究，江楠说：“我们有他的笔迹！”
    上次“凭栏客”在积雪上写过字，但那是汉字，登记薄上大多是数字，匹配度不是太高。
    我看了半天，也没找出来，顾凌说：“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在这里上网，远程控制很容易的，网吧里上网的人都没什么防范意识，随便点一个木马的链接，他就可以潜进局域网为所欲为。”
    苏菲说：“问题是，他怎么知道杨光在模仿他，在我们还没有破案的时候，这未免太神通广大了吧？就算他人在这里，也必须到处打听，才能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得出这一结论。”
    江楠说：“或许只是试探呢！”
    “试探？能找到杨光也够有本事的了！”
    “从技术层面上来说，会不会是他……监听了我们？”顾凌提出。
    我说：“顾凌，查一下我们每个人的通讯工具，包括汽车……”他拿起上网登记薄，“这个，查起来费时费力，也许没有收获，你们的意见呢？”
    “查！”苏菲斩钉截铁地说。
    “小菲说要查，我自然是支持啦！”江楠说。
    “好，那我们就把案发之后每一个来这里上网的人都核实一下！”
    调查持续了三天，1月5日晚上，苏菲核实完最后一个人，疲惫地回到宾馆，打开一瓶啤酒，说：“一！无！所！获！”
    这两天顾凌检查了他们所有的设备，除了在江楠手机上找到一些年头很久的木马以外，也没发现任何监听程序。
    我说：“我这边也是一无所获。”
    苏菲问：“顾凌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”
    “他有事。”
    江楠说：“我注意到你最近不喊他‘瑞士军刀’，你俩是不是关系变好了？”
    苏菲挑起眉毛，“啊？才没有！”
    江楠嘿嘿一笑，苏菲咯吱她，说：“笑啥！满脑子猥琐的家伙！”
    窗外传来一阵哭声，三人都沉默了，苏菲问：“是杨光的母亲？”
    “对啊，今天张队长带两名嫌疑人回来指认，听说杨光母亲拦着车哭……”我朝窗外看了一眼，杨光母亲站在街上哭道：“我儿子没有杀人！没有！”不少村民在围观，这件事早已轰动村里，杨光母亲一夜之间亲人尽失，着实令人唏嘘，但对局外人而言，那终究只是一场凄凉的热闹而已。
    “‘斗米养恩，担米养仇；穷不走亲，富不回乡’，古人真是看透一切，在审讯室我不想说些安慰杨光的话，但我心里觉得，这是人性之恶，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样，只要‘天时地利’，是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，他们一家人的不幸，归根结底是不幸运，摊上了这样的事情！”苏菲说。
    “作为接受者会感到愧疚，我能理解，但走到杀人这一步还是过于极端，用不着替他们感到抱歉，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有全责。”我说。
    “死的人没有知觉，最痛苦的只有母亲了，也不知道她以后要怎么生活下去！”江楠十分痛心疾首。
    这时顾凌从外面回来，苏菲问他去哪了，他说：“上网去了，我只是作个测验，那家网吧监管得严不严，结果很让人失望，虽然进门的时候老板会说一句‘登记’，可只要是成年人，他基本不看的，哪怕不填身份信息也能进去上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