田蓝赶紧点头答应，催促他道：“上校，这个事儿不能耽搁，你们得赶紧解决。他也太惨了点。”
    王上校同样唏嘘，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风雨。类似的事情他看多了。当初他在大连海军学校求学的时候，就有相同背景的老师遭遇了差不多的命运。
    那位老师因为受刺激过度，完全疯了，拿螺丝刀在儿子脑袋上扎了6个洞。人家五口人原本依靠他工作养活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    1978年开始平反的时候，他去看望过那位老师。
    当初那位学识渊博，幽默风趣又废寝忘食工作的老师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呆呆的，日常生活都必须得靠家人照顾的精神病人。
    命运的残酷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    王上校叹了口气，点头道：“我们会尽快调查的，争取早日还他一个清白。”
    他并不相信所谓的“反革.命”的罪名。
    当初搞三返五返时，并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随意。相反的，人证物证都列得十分详细。
    后来反.右扩大化之后，甚至给各个单位下达必须得有多少名老右的指标，情况才迅速恶化。不少人都是被莫须有的罪名，甚至是仅仅发了几句牢骚，就戴上了那顶沉重的帽子。
    泼脏水简单，几句话的事，可要想恢复清白，就成了痴人说梦。因为脱了帽子，依然是脱帽老右。类似于出狱的犯人，还是犯了最令人不齿的那种罪名的犯人，永远会被社会歧视。等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时候，作为最大恶极的5类分子，他们首当其冲是被折磨的对象。
    看看白峰现在的模样，就能想象他这么多年的遭遇究竟有多悲惨。
    陈立恒和顾成刚先带白峰去洗澡。不把身上洗干净了，他这样根本进不了宿舍楼。
    田蓝和方秀英帮不上忙，索性先回去看电视，继续自己的翻译记录工作。
    一直到晚上九点半，她俩看时候不早了，这才收拾东西回宿舍。结果还没到宿舍楼下，就听见吵吵嚷嚷的声音，一堆人跑来跑去，嘴里大喊着：“赶紧送医院。”
    田蓝瞧见陈立恒奔跑的身影，他背上还趴着个人。
    她有心想问对方怎么回事，却明白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时间回答。
    研究所的车子开过来了，陈立恒直接带着病人跟车跑了。
    剩下田蓝赶紧询问其他人：“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
    大家都跑得气喘吁吁，惊魂未定，说话也结结巴巴：“不，不知道，好像自杀了。”
    田蓝和方秀英都吓了一跳，怎么会自杀呢？研究所都已经答应要替他平反。陈立恒他们带他去洗澡的时候，他看上去也不像是要寻死啊。
    可大家伙儿知道的事情还没她俩多呢，对于她俩的追问，大家都摇头。
    两人没办法，只能先回宿舍。
    田蓝原本还想等陈立恒回来，结果到三更半夜她睡着了，也没见人影子。
    直到第二天早上，她起床刷完牙，正要洗脸的时候，才看见陈立恒胡子拉碴的回来。
    这人毛发重，胡子一天不刮就跟土匪似的。
    她赶紧追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
    陈立恒摇头，情绪低落：“我也说不清楚，大概是犯病了。他应该不是第1次自杀了，昨晚洗澡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脖子上有勒痕，陈旧伤，很可能也是像这回一样拿铁丝勒的。”
    白峰的身体十分糟糕，这次一住院，查出了一堆毛病，什么心脏病高血压不说，还有肝炎。也许他是因为受不了病痛的折磨，才想不开要自杀的。
    田蓝伸手摸了摸丈夫的脸，柔声安慰他：“先洗脸刷牙，好好睡一觉吧。既然研究所已经答应管这事儿，肯定不会半路撂挑子。”
    陈立恒点点头，也不逞强：“行，那我先补个觉。”
    白峰现在又找不到家人，后面少不得要他们多费心。
    他俩对研究所的信任没有错付，王上校等人的确积极调查的情况。
    1956年，白峰被判入狱十年，但还有三个月就刑满释放的时候，因为突然间要抓的人变多了，监狱放不下这么多人，他又被送去了劳改农场，在那里接受再教育。
    当时白峰以为自己终于获得了新生，遭遇的一切要结束了。结果后面的际遇让他深刻地明白了先前的一切不过是毛毛雨罢了。
    运动来了，他曾经的国.民.党官兵身份让他成了农场最底层的人。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他，欺负他的妻子和儿女。
    农场甚至有条极左的规定，因为他是右.派，所以他的子女不允许上中学。小学毕业之后，就必须离开学校。
    妻子觉得这样不行，想跟农场的领导求情，却遭受了侮辱。后来那位领导被另一派打倒的时候，这件事捅了出来。他的妻子又成了人们口中的破鞋，最后不堪屈辱，投水自尽了。
    而他的一双儿女，为了证明自己彻底跟家庭划开了界限，批.斗的父亲的时候，永远是最积极的存在。
    可即便这样，他们依然不被革命小将们认可，那些人嫌弃他们不够坚决不够彻底。
    为了表达自己的坚定，他们积极投身到武.斗中，生命永远定格在15和16岁的年华。
    从那以后，白峰就彻底疯了。有的时候他自言自语，有的时候他大喊大叫，有的时候他痛哭流涕，有的时候他哈哈大笑。
    但他是个文疯子，连发病的时候都只伤害自己，从来没攻击过别人。
    所有人都说他傻，既然都已经疯了，为什么不宰了那些欺负他和他家人的畜生？
    可这个疯子心心念念的不是复仇，而是要证明一个清白。他人生所有的不幸，是从这个清白丧失开始的。
    就算他疯了，他依然坚信，如果不是被扣上了□□的帽子，他和他的家人不会遭受这样的命运。
    可谁又会给一个无儿无女无家人的疯子平反呢？就算不给他平反，谁又能找他们的麻烦呢？
    所以从1978年到现在，谁也没管白峰的事。
    纵然如王上校这种见多了人间悲欢离合的人，在看到厚厚的卷宗记录后，依然忍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，甚至感觉言语苍白，没有任何字眼能够表达他内心真正的情绪。
    因为两位男同学去医院照顾白峰了，王上校把田蓝和方秀英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跟他们简单说了下情况，然后再度保证：“这个平反工作我们一定会催促农场方面好好做的，绝对不让他们拖拖拉拉的。”
    两位女同学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道：“他不能回研究所吗？”
    田蓝继续说下去：“他是在研究所被冤枉的，研究所有义务还他一个公道，并且要为他的下半辈子负责。这是你们应尽的义务。”
    否则，如果做了恶的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，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荒谬了。
    第152章 八零知青不回城
    研究所想给白峰洗刷冤屈, 摘掉他头上那顶右.派的帽子，彻底为他平反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他的组织关系转过来。
    否则, 名不正言不顺。
    但在80年代初, 想要转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真不是件简单的事。首先你得有指标，其次你还得有过硬的理由。
    不说指标紧俏的堪比自然灾害时期的口粮，一堆职工家属等了几十年都没弄到指标转到同一个单位；单一个转人的理由，就实在够呛。
    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厂这种大集体单位, 但凡是个人，还活着, 都有借口把人弄回来。它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啊。
    白峰的确专业出身, 但他已经疯了。研究所要个疯子有何用？
    田蓝急了：“他是怎么疯的？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疯的。他为什么会发疯？归根到底，不就是头上的这顶右.派帽子吗？”
    王上校有一说一：“他在监狱里还是正常人，还给大家上课呢。”
    真正被关进大牢的右.派并不多，结果他们监狱却有好几位右.派分子。不知道管理方是怎么想的，大约是怕这些右.派分子污染了其他纯洁的犯人, 所以干脆把他们关进一间牢房。
    白峰就成了这些牢友的老师。他在解放前就做过高等教育, 还是留过学的高材生。在那个年代，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。
    狱友们普遍年纪比他小, 有青年工人还有中学生。一开始大家不愿意学习, 后来发现不用学习转移注意力, 他们会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疯自己。
    明明他们响应号召，为单位为组织寻找缺点, 怎么就成了攻击社会主义，反党反人民了。我们党优良的作风难道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？人民监督难道不是我们杜绝自己成为李闯王的法宝吗？
    就这样, 白峰在监狱里收了一批学生。先开始是这几个右.派分子, 后来随着他们陆续刑满释放, 他又多了其他狱友。他的学生就愈发繁杂，有小偷，有贪污犯，甚至还有杀人犯。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继续当他的老师。
    出狱转去劳改农场时，连监狱长都帮他写信，证明他在牢里受到了积极的改造，推荐他去农场当中学老师。
    王上校认真地强调：“这些证言都能证明，他发疯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.派，而是在农场遭遇的折磨。妻离子散，孤家寡人，彻底摧毁了他。”
    田蓝真的很想翻白眼。
    人果然是生物啊，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能推诿就推诿。
    到了这个时候，还要在“究竟是什么逼疯了他”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。
    她扯了扯嘴角，认真道：“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爷子的娘家吧，当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划成右.派的吧。”
    王上校头痛：“田蓝同志，平反是件很严肃的事，他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流程。白峰同志的遭遇，我们都非常同情，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。”
    “那我们能替他申冤吧。”
    “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？他的组织关系不在……”
    田蓝摇头，打断了王上校的辩解：“您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是说，既然他的妻儿都是惨死，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？他的妻子被人侮辱，他的儿女死于武斗。强.奸是重罪，过失杀人也不应该免于刑罚。白峰是疯了，没办法为妻儿讨公道。研究所作为他的娘家人，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吗？”
    王上校目瞪口呆，下意识地强调：“这要怎么讨公道？田蓝同志，你要明白，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，裹挟其中的人都是受害者。”
    “恩怨不能两清，功过无法相抵。广义意义上的受害者并不代表他们犯下的罪就是无辜的。况且，他们有什么资格自称受害者？尤其是强.奸白峰妻子的农场领导。我想我们公.产.党人不管在什么时期都不曾号召强.奸虐待所谓罪犯的家人来惩罚他们。即便他们真的罪大恶极。恰恰相反，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抗美援朝阶段，我们秉承的原则都是善待俘虏。对于拿着枪杀害了我们同胞的侵略者，我们都能释放善意。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，我们就残暴毫无人性到这地步吗？我想我们的党接受不了这样的羞辱，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也不能如此被羞辱。”
    王上校被她噎得哑口无言，半晌才有劲无力地强调：“这个事情很复杂，那位农场领导也早就被打倒了。”
    “那又怎样？”田蓝反问，“他是因为强.奸妇女被打倒的吗？他被打倒以后，有没有因为这项罪名而坐牢？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恶，最终得到的惩罚不过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失了势，那才是真正的荒谬与悲哀。如果他不受到法律的惩罚，那是否相当于他从来没做过恶，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站错了队而已。这是不是在暗示大家，不管你怎样穷凶极恶都没关系，只要你站对了队伍，你所有的罪过都能一笔勾销？”
    王上校这回真被她堵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他有心想教训这个胆大妄为的学生，怎么肆无忌惮，什么话都敢说。
    但他又没办法说她是错的，有些道理谁都懂，但是大家都不敢说。
    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，哪个敢不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呢？谁知道自己会因为某句不经意的话被扣上什么帽子，然后遭遇自己无法承受的厄运。
    也只有少年啊，对未来满是憧憬，不问利益得失，非得分一个对错的少年，才会如此咄咄逼人。
    王上校看着面前年轻人光洁的面庞，到底还是咽下了要脱口而出的斥责。谁能说戳穿了皇帝新装的小孩是错误的呢。
    他最终只说了一句：“你们好好看电视学习吧。”
    方秀英旁观了全场，直到离开领导办公室，回了他们日常学习的小活动室，她才压低声音忧心忡忡地说自己的同伴：“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这些话怎么能说？”
    田蓝反问：“如果这些都成了禁忌的话，那么又和运动阶段有什么区别？所有人都知道那场运动是错误的，所有人都在批判它。可如果用文格的方式反文格，那就是耻辱。假如仅仅是换了一群人换了句口号，谁也没真正认识到究竟错在哪里，甚至不认为谁犯了错误，不过是倒霉，站错了队而已。这难道不是搞小圈子文化的另一种体现吗？”
    方秀英苦笑，直接喊停：“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了，你家老九这些年是怎么过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还只是老右子女而已。”
    田蓝默默地盯着电视机，久久未语。直到一堂课结束，她才开了口：“外国有个思想家卡尔·波普尔曾经说过，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，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，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。为了掩饰这一点，他们会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.命意识形态，充分利用它，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，并不断得到加强；同时，这样的手段也能作为‘精神鸦片’来麻痹无知的民众。你赞同这种说法吗？”
    方秀英心惊肉跳，下意识地东张西望。她觉得兰花花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，今天简直发疯了，净说些大逆不道的话。她真是好日子过久了，生怕自己不遭殃一样。
    田蓝自言自语道：“我认为他是错的，社会会进步，而且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。1945年，黄炎培先生造访延安时，曾经问过毛主席，□□人能否跳出国家兴衰的周期率。毛主席回答他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，我们已经找到新路，这条新路，就是民.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我想这就是答案。这些年来，我们遭遇的风雨走过的弯路，都是因为没能贯彻这一点。”
    方秀英陷入了沉默，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提醒她道：“我们继续学习吧。我对政治没兴趣，它太可怕了。”
    田蓝苦笑：“可是政治关系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我们永远无法和它分割。人民永远不能放弃监督的权利，否则就是在放弃自己生存的权利。我们这个国家，这个民族，其实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关心国家大事，关心政治。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国，我们有义务有权利去关注它。这大概才是我们能够不断前进的真正法宝。”
    话说完了，她没有再为难方秀英，而是主动提出，“我们继续学习吧。”
    方秀英告诫她：“你以后小心点，别再冒险了。祸从口出，这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？”